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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原文全文閱讀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聽說過或者使用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古詩具有格律限制不太嚴格的特點。那么問題來了，到底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原文全文閱讀，歡迎大家分享。
《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葉圣陶先生從1912年起從事語文方面的教學、編輯、出版工作，前后60多年，對于這半個多世紀里我國語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詳明，寫下了大量文章，收在這個集子里的就有100多篇。凡是關心當前語文教育問題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集子。按說這本集子里邊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寫的，為什么現在還沒有過時呢？這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問題表面上是新問題，骨子里卻還是老問題，所以這些文章絕大部分仍然富有現實意義。
這本集子里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寬，性質也多種多樣，有商討語文教育的理論原則的，也有只談論一篇文章或者評議一兩個詞語的。通觀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關于語文教學的任務：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過去語文教學的成績不好，主要是由于對這兩點認識不清。
語言文字本來只是一種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學習以及交流各科知識也少不了它。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為什么很多教語文的人和學語文的人會認識不清呢？是因為有傳統的看法作梗。“學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舊式教育所沒有的，惟有國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項，正是舊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為國文教學只需繼承從前的傳統好了，無須另起爐灶。這種認識極不正確，從此出發，就一切都錯。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書中內容裝進頭腦里去，不問它對于現實生活適合不適合，有用處沒有用處；學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于抒發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沒有效果。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讀書作文的目標在取得功名，起碼要能得‘食凜’，飛黃騰達起來做官做府，當然更好；至于發展個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同時使社會間接蒙受有利的影響，這一套，舊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舊式教育可以養成記誦很廣博的‘活書櫥’，可以養成學舌很巧妙的‘人形鸚鵡’，可以養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讀為生的‘儒學生員’；可是不能養成善于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87-88頁）
圣陶先生在這里扼要地指出舊式語文教學的三大弊病，并且在好些處別的地方加以申說。第一是在閱讀教學上不適當地強調所讀的內容而把語文本身的規律放在次要的地位。“國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像輪輻一樣按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國文教學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說到教育的意義，就牽涉到內容問題了。……篤信固有道德的，愛把圣賢之書教學生誦讀；關切我國現狀的，愛把抗戰文章作為補充教材，都是重視內容也就是重視教育意義的例子。這是應當的，無可非議的。不過重視內容，假如超過了相當的限度，以為國文教學的目標只在灌輸固有道德，激發抗戰意識，等等，而竟忘了語文教學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道德必須求其能夠見諸踐履，意識必須求其能夠化為行動。要達到這樣地步，僅僅讀一些書籍與文篇是不夠的。必須有關各種學科都注重這方面，學科以外的一切訓練也注重這方面，然后有實效可言。國文誠然是這方面的有關學科，卻不是獨當其任的惟一學科。所以，國文教學，選材能夠不忽略教育意義，也就足夠了，把精神訓練的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肩膀上，實在是不必的。”（56－57頁）
第二種弊病是在作文教學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不幸我國的寫作教學繼承著科舉時代的傳統，興辦學校數十年，還擺脫不了八股的精神。”（437頁）所謂八股的精神就是：第一，不要說自己的話，要“代圣人立言”；第二，要按照一定的框架和腔調去寫。圣陶先生很形象地加以形容說：“你能夠揣摩題目的意旨以及出題目的人的意旨，按著腔拍，咿唔一陣，就算你的本領；如果遇到無可奈何的題目，你能夠無中生有，瞎三話四，卻又丁丁當當的頗有聲調，那更見出你的才情。”（40頁）他并且用自己小時候的經驗做例子，“我八九歲的時候在書房里‘開筆’，教師出的題目是‘登高自卑說’，他提示道：‘這應當說到為學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寫了80多字，末了說：‘登高尚爾，而況于學乎？’就在‘爾’字‘乎’字旁邊博得了兩個雙圈。登高自卑本沒有什么說的，偏要你說；單說登高自卑不行，一定要說到為學方面去才合適：這就是八股的精神。”（438頁）
第三種弊病就是讀書作文不是為了增長知識，發表思想，抒發感情，而是為了應付考試。“從前讀書人學作文，最主要的目標在考試，總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從而取得功名。現在也有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還有升學考試。但是，我以為現在學生不宜存有為考試而學作文的想頭。只要平時學得扎實，作得認真，臨到考試總不會差到哪里。推廣開來說，人生一輩子總在面臨考試，單就作文而言，剛才說的寫封信打個報告之類其實也是考試，不過通常叫做‘考驗’不叫做‘考試’罷了。學生學作文就是要練成一種熟練技能，一輩子能禁得起這種最廣泛的意義的‘考試’即‘考驗’，而不是為了一時的學期考試和升學考試。”（154頁）
過去的第二點錯誤認識是把語文課看成知識課，看成跟歷史、地理或者物理、化學一樣，是傳授一門知識的課，因而要以講為主。在讀文言文的時代，自然逐字逐句大有可講，到了讀白話文課本，就“從逐句講解發展到講主題思想，講時代背景，講段落大意，講詞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30來年了。可是也可以說有一點沒有變，就是離不了教師的‘講’，而且要求講‘深’，講‘透’，那才好。”（149頁）“我想，這里頭或許有個前提在，就是認為一講一聽之間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東西那么便當，我交給你了，你收到了，東西就在你手里了。語文教學乃至其他功課的教學，果真是這么一回事嗎？”（151頁）
這種以教師講解為主的教學法，其流弊，第一是學生“很輕松，聽不聽可以隨便。但是，想到那后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其次，“學生會不會習慣了教師都給講，變得永遠離不開教師了呢？永遠不離開教師是辦不到的，畢業了，干什么工作去了，決不能帶一位教師在身邊，看書看報的時候請教師給講講，動筆寫什么的時候請教師給改改。那時候感到不能獨自滿足當前的實際需要，豈不是極大的苦惱？”（151－152頁）
這就觸及教育學上的根本問題：在教學活動中，教師起什么作用？圣陶先生的看法是，“各種學科的教學都一樣，無非教師幫著學生學習的一串過程。”換句話說，教學教學，就是“教”學生“學”，主要不是把現成的知識交給學生，而是把學習的方法教給學生，學生就可以受用一輩子。在這個問題上，圣陶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話，現在已經眾口傳誦，那就是：“教是為了不教。”這句話在這本論文集里多次出現，例如：“‘講’當然是必要的。問題可能在如何看待‘講’和怎么‘講’。說到如何看待‘講’，我有個朦朧的想頭。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于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而反三，練成閱讀和作文的熟練技能；因此，教師就要朝著促使學生‘反三’這個標的精要地‘講’，務必啟發學生的能動性，引導他們盡可能自己去探索。”（152頁）又如：“學生須能讀書，須能作文，故特設語文課以訓練之。最終目的為：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老師改。老師之訓練必作到此兩點，乃為教學之成功。”（717頁）“我近來常以一語語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以其欲達到不需要教，故隨時宜注意減輕學生之倚賴性，而多講則與此相違也。”（720頁）“嘗謂教師教各種學科，其最終目的在達到不復需教，而學生能自為研索，自求解決。故教師之為教，不在全盤授予，而在相機誘導。必令學生運其才智，勤其練習，領悟之源廣開，純熟之功彌深，乃為善教者也。”（721頁）“凡為教者必期于達到不須教。教師所務惟在啟發導引，使學生逐步增益其知能，展卷而自能通解，執筆而自能合度。”（741頁）
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關鍵在于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變為主動。例如要求學生預習，給以必要的指導；發起對課文的討論（主要指語文方面，不是內容方面），予以有效的啟發；對學生的作文只給些評論和指點，讓他自己去考慮如何修改；如此等等。這一切，作者在《精讀指導舉隅》的《前言》以及別的篇章里都有詳細的論述。這樣教學，當然比逐句講解吃力，但是這才是教學的正經道路。正如圣陶先生所說：“把上課時間花在逐句講解上，其他應該指導的事情就少有工夫做了；應該做的不做，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83頁）
前面說過，這本集子里邊談到的問題很多，上面只是就它的主要內容，就是關于語文教育的指導思想作了些簡單的介紹。此外，如第三部分關于文章的分析鑒賞，第四部分關于寫作當中的某些具體問題的討論，也都有很多好見解，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借閱讀這本集子的機會來對照檢查我們自己的工作。有許多現在還常常有爭論的問題，事實上圣陶先生多年前已經遇到，并且提出了他的看法。有的話盡管是對學生說的，實際上也適用于教師。比如“舉一反三”這件事，要教給學生這樣做，教師就要首先這樣做。那末，現在有些教師希望每一篇課文都有人給寫出類似教案的文章來發表在刊物上，讓他上課的時候照本宣科，那就完全不對了。這個集子里有一篇題為《中學國文教師》的文章，列舉七類教師，都是在教學上犯了這樣或那樣的毛病的，很值得我們拿來作為反面的借鑒。當然，我希望這種種類型的教師都已經或者即將絕跡。
――選自《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
葉圣陶
葉圣陶，中國現代著名作家。1894年10月28日誕生于江蘇蘇州一清貧的市民家庭，1988年2月16日病逝于北京。原名紹鈞，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筆名有葉匋、允倩、斯提、郢、郢生等。1911年中學畢業，因家庭生活困窘無力升學，1912年至1923年先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任教，對教育界狀況和知識分子情態了解甚深，為此后創作奠定了豐厚的生活基礎。
青少年時期即酷愛文藝，曾為詩社“放社”盟主。1911年開始發表詩歌及文言小說等。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其創作一發不可收。1921年參予發起新文學第一個社團“文學研究會”，作品數量之多、體裁之廣、知識分子形象刻劃之真切，頗為新文學文壇所矚目。小說《隔膜》、 《火災》、《線下》、《城中》諸集，在關注婦女命運、憧憬人生的“美”與“愛”、思考知識分子道路的同時，“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的、寫實的描寫著灰色卑瑣的人生。” (茅盾語)，成為新文學作品中放射異彩的獨特篇章。同期，開創了現代童話創作這一新型文學體裁，童話集《稻草人》和此后出版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文字優美、清新，想象豐富、詩意盎然，寓善惡、美丑的評判于淺易的故事之中，藝術魅力經久不衰。散文合集《劍鞘》、新詩合集《雪朝》中的作者諸篇，筆致誠樸、淡雅、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作家的人生評價和創作才華。
1922年與朱自清等創辦新文學第一個詩刊——《詩月刊》。
1923年至1937年先后任上海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編輯，參予編輯文學研究會刊物《小說月服》、《文學旬刊》和《中學生》、《文學》等雜志。此期短篇小說、童話多收入《未厭集》、《四三集》，散文多收入《腳步集》、《未厭居習作》。面對內敵外侮的種種行徑，葉圣陶的創作風格也由沉穩、冷雋轉而為熱烈與憤激。有“扛鼎”之作稱謂的長篇《倪煥之》于1928年出版，成為現代知識分子在“五四”前后十余年時代壯潮激蕩下，艱難探索，走向集體主義的真實記錄。同期編發文學新人丁玲、巴金等人的處女作，文學“伯樂”之舉成為美談。
抗日戰爭時期，輾轉蘇州、武漢、成都、重慶，最后返回上海，堅持編輯出版工作和愛國宣傳。角放戰爭時期積極參加反對獨裁統治、要求民主自由的愛國運動。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語文教學研究愈益深入，編輯自幼兒園起至大學國文教材多種，論文輯為《作文論》、《文章例話》、《文章講話》等，對教師、學生均深有裨益。全國解放后，長期擔任出版、教育界領導工作，仍筆耕不綴，出版詩歌、散文、童話、教育論文多種。
在新文學作家中，葉圣陶以德高望重、“一本真誠”著稱，文如其人，誠如茅盾所說：“你要從他作品中找尋驚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無驚人處，有他的那種凈化升華人的品性的力量。……圣陶的樸素謹嚴的作風及其敦厚誠摯的情感自有不可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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