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權益維護的研討

　　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他們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亟須——

　　“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狀況

　　現時社會普遍認為，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于是就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

　　“新生代”農民工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與其父輩即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基本上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對土地的眷戀、依賴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生活預期很低，反之，對城市的認同，對城市生活的預期很高。

　　二是雖然文化程度依然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過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過10％，且約有30％以上的人接受過就業培訓。盡管他們在城市從事的職業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但就業結構有所改變，更多的人進入工廠和第三產業，在相對好的環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嚴、健康與發展。盡管掙多的工資仍是他們到城市務工的主要動力之一。但他們在挑選工作時，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對那些具有濃厚排外色彩的企業與城市，即使工資較高，待遇較好，不少農民工也會選擇跳槽或離開。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鮮明特色，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更強烈。“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更多的是為自己尋找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分享現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強烈，表現出比其父輩明顯得多的文化氣息。超過30的農民工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有高達56％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組織開展技能培訓；他們不滿足于簡單的、低層次的活，希望能夠在工作之余，享受豐富多彩、貼近實際、健康進步的精神食糧。

　　六是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他們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擠、被城市人輕視，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長期被忽略甚至損害的情況下，他們會表現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臨“技術困境”。“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但隨著城市對高技術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他們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亟須改進乃至創新，立足點和落腳點，就是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實際。

　　把農民工問題放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加以考量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貫穿于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始終。

　　從過去近3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歷程來看，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為工業發展、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在務工中逐漸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這種通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推進城市化的進程，是目前切實中國國情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與途徑。

　　從今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趨勢來看，農民工的非農化和產業工人化及其整體素質的提高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健康發展及其升級的基本條件。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勞動力在很長時間里豐裕的條件下，現實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業立國。而中國要從一個制造業大國升級為制造業強國，則取決于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國職工隊伍的整體素質，就成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提高農民工素質，當然要切實搞好農民工培訓教育。但如果不能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為一個流動狀態的農民工接受任何技術技能培訓都將是臨時的不確定的，這種狀態不僅會使農民工接受技術技能培訓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挫傷，而且將使技術技能培訓很難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訓、提高素質與改革戶籍制度、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安居樂業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大局出發，調整現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斷推進農民工問題的解決。

　　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新生代”農民工凸顯出來的問題，相當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調整現有法律和政策，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農民工權益問題是社會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這種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個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設計和安排，諸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人口遷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財政制度、組織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這些制度從總體上使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受到整體排斥，致使農民工權益缺乏制度性的長效保護機制的維護。十多年來，各級政府對農民工權益的維權，多是非穩定、非持續的政策、措施或檢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維護機制，使農民工權益保護規范化、法制化和長效化。概括地說，一要政府牽頭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綜合措施在全社會形成理解、關心、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良好氛圍。二要通過多種途徑，使法律成為保護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僅僅靠政策性措施和臨時性突擊檢查來維護農民工權益。三要建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建立城鄉平等就業準入制度，改革勞動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構建城鄉一體、競爭有序、高效公平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四要積極推進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解決農民工的工傷、醫療、失業、退休養老以及社會救助問題。五要構筑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社會支持系統。政府、工會、社區、用人單位、血緣和地緣等六個層次的力量要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城市農民工完整的社會支持系統。六要增強農民工群體的維權意識和組織能力，特別要把農民工從地緣和血緣組織轉移到正式的工會組織中來，使其信息傳達和利益訴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從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維護農民工權益。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農民工既需要工會在其經濟、勞動權益上的維護，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領教育。這樣更符合其長遠利益和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內在要求。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想方設法豐富農民工的文化體驗，使他們在體驗城市文化之中，在與城市文化互動之中加速其農民工角色與身份的轉換。要圍繞提高農民工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愛國、守法、誠信、知禮”的現代公民教育。在開展這些教育活動的時候，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行為規范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自覺遵守各種規范是素質高低的外在體現。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倫理觀等，是素質高低的核心所在。應對農民工加強榮辱觀教育引導，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參與。讓農民工成為職工代表，組織農民工參與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去，讓農民工感到，工人階級對國家、企業事務的參與，不是個人的'參與，而是組織的參與。要把思想道德教育與各種各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組織農民工參與，讓農民工在參與活動中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在參與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形成知榮棄恥、褒榮貶恥、揚榮知恥的道德風氣和道德價值取向，達到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的目的。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充分發揮工會的大學校作用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這不僅制約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權益享有和實現能力，而且也制約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政府、工會、企業、社會各方都有責任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要發揮工會組織的優勢，搞好企業培訓和工會集中培訓。中國工會上百萬個基層工會，應協助、監督企業按照法律規定，提取職工培訓經費，用于職工在職教育培訓。當前在職教育培訓，要突出農民工群體，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適應企業發展和城市發展需要。農民工達到一定數量的地區，工會應設立農民工學校。辦學模式應根據各地情況采取多樣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和技術技能素質。

　　“創建學習型組織，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應不斷地向非公企業延伸，最大限度拓寬活動的覆蓋面，把盡可能多的農民工涵蓋進去。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資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識是與工作相關的知識、計算機和經營管理知識，這樣不僅可以找到自己較為滿意的工作，將來還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創爭”活動應把農民工這樣的愿望與企業愿景相結合，引導他們把學習、提高的愿望持續發展，以關心、鼓勵的態度動員、組織他們主動學習、自覺學習、不斷學習。“創爭”活動必須立足現實，著眼長遠，不能滿足樹立、表彰了少數先進典型，而是要堅持不懈地把提高農民工素質，以文化教育農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為自己的戰略任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創爭”活動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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