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通用10篇）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長了不少見聞，讓我們好好寫份讀后感，把你的收獲和感想記錄下來吧。是不是無從下筆、沒有頭緒？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1

　　當清晨第一縷陽光注入在小鎮上，汽車聲和人聲便將整個鎮街喚醒。各種店鋪在晨曦中開張營業，來適應鄉下人早起的習慣，狗子和小孩在街市中來回跑動，與其說這副場景是熱鬧，是活力，是人間煙火氣，還不如說是喧囂。但吳毅先生所指的小鎮“喧囂”可不是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的嘈雜，而是基層迎檢、開發糾紛、產業調整、招商引資、征地“種房”、維權爭利……“喧囂”一詞，闡釋了鄉鎮日常政治種種人事與結構相互碰撞的眾多嘈雜。

　　吳毅先生采用講故事的形式，在《小鎮喧囂》中生動展現了鄉鎮多方面多層次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同時先生生活于此，圍繞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在復雜的鄉村權力場域中博弈共生的過程和狀況，深度詮釋了中部地區某鄉鎮政治的運行實踐和支配邏輯，人物鮮活、情節波瀾、可讀性強，為我進一步了解當下基層政府運作提供了可靠的素材。

　　一、鄉鎮干部：承壓抗壓的適應

　　“鄉鎮是最低一級的政府，誰都可以檢查你，你卻不可以檢查人家，只有扛著”。

　　上頭檢查工作是否落實，檢查小鎮發展，檢查文件的普及、運用等情況本就無可厚非，但就像吳先生在小鎮迎來送往的檢查壓力下，百感交集下寫下的關于壓力型體制和動員型政治運作方式的感悟一樣，當下的鄉村政治與行政并未超越歷史，一定程度上，歷史仍在現實之中流動。那如此體制和政治運作方式具體是利還是弊呢？

　　迎檢！迎檢！小鎮一年之內所要應對的例行檢查有計劃生育、農民負擔類、圍繞各種中心工作及達標和創建工作而進行的工作，但基層只能接收——區里、市里和省里，每一次檢查，上面一布置，下面就要忙不迭地準備。而且在此重壓下，有兩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首先是“應酬政治”，“酒精（久經）考驗”、“把腸胃交給黨”的政治諺語不是基層干部飯后茶余的消遣幽默，它的確存在于基層工作中，并且還占據主導。小時候聽見家里大人要依靠政府辦什么事情，就去找具體的負責人，請具體的某一個人或一群人吃一頓飯，大家吃得痛快，事情也講好了。前年，中央對公職人員行為要求加強，進一步加強紀律作風建設，才遏制了一定的“應酬政治”。不過，據我觀察，應酬風并沒有消失，或者說是藏匿得更深了。基層政府公職人員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更何況他面向的是一群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和淺顯文化的小鎮居民，在老一輩的觀念里，拿人好處、替人辦事、天經地義，或者是像費老在《鄉土中國》里說的中國社會本就是一個人情社會，你要讓他們按照程序來，一來不符合傳統觀念，二來程序這事也鮮有人知。于是便有了民替官瞞的隱匿式應酬。其二，是魔幻式膨脹的“數字化游戲”，上次同學在分享調研經歷時便說到了戶口民族上戶的問題，一個“你想是什么民族上什么民族好了”與書中雙村肖書記的“你要什么數字，我給你什么數字，你要多大的數字，我給你多大的數字”不謀而合，當然一個是在20xx年的現在，一個是在20xx至20xx年政治記敘里面，既相互作證確有此事存在，又側面反映出鄉鎮政治變遷的緩慢。而這場“數字化游戲”也僅是為了對付上面的檢查而已。

　　這就是鄉鎮，這就是迎檢，你處于基層這個位置就不得不去適應這種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

　　二、村干部：夾板里的利益博弈

　　理論知識告訴我，我國是村民自治制度，基層政府與村委會并沒有存在所謂的上下級關系，但是實際情況卻不然——要保證壓力和動員能夠有效地從鄉鎮傳遞至村莊，就必須使基層政府和村委會有一些隱性的關系。所以，村干部作為連通基層政府與村民間的中間人，有其獨特的利益要求。

　　首先，村委會的確不向之前那樣受制于基層政府，但可能由于商議、說服或者禮送人情等方式，使其現有的村干部與基層政府產生一定的聯系，確保上面的文件真正落到每一家村民里面，同時配合基層政府的某些工作，如稅收或者土地開發時農民不至于“造反”等。我以前一直以為村政政權是處于強勢和上級的`地位，但此書向我說明了村干部是有抵制鄉鎮強勢向鄉村割取非體制化利益空間的可能的。這時候似乎可以窺見一點“強村莊弱鄉鎮”的態勢了，但這并非是一種真正的鄉村權力關系的反應。

　　夾板中的村干部，必須對這樣一種強弱虛置的權力關系隨時保持一種清醒的認識，通俗來說，就是給了你臉，你就得要。要在政府領導表示溫情和關懷，并適當的示弱的時候，恰到好處對其更大的支持，并借助這種以公對公的“事本主義”來培養與政府領導間的以私對私的“人本主義”，通過此種方式才能在必要的時候動用此次的人情來維護必須維護的村莊利益。其實這個道理，細細思索便可體會得到，這可能便是村干部作為中間人的做人做事的藝術了吧。

　　三、總結

　　本書有十五個章節，整體上是一個有關基層政治時態的故事。由基層政府這一根主干延伸出去的擁有巨大樹冠的巨樹，而吳先生的工作就是游走在內部，梳理著每一根脈絡。小鎮政府迎檢、開發中的紛爭、與外籍華僑的斗爭、收農業稅、種植特產農作物、石場風波等事件交錯，展現了利益各方的生存和利益爭奪技巧，確實使我收獲良多。但是這本書有其局限性，盡管吳先生努力以觀察者的身份目睹并記錄，但是就像他本人自己總結的那樣，如果不是依靠“關系”，那么此次觀察是進行不下去了，本身的觀察行為，已與政權組織人士掛上了關系。所以作者傾聽到的聲音，本身就帶上了主觀的因素。不過總而言之，這本書的確開拓了我對基層政治的了解和認識，同時也鍛煉了我的是非判斷能力，或許我會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也說不定呢，是吧？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2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研究“學術重心下沉”，以村民自治為載體的農村政治發展和政治研究一躍成為中心話語，“草根”政治研究掀起一股浪潮。學界集中關注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以一種自下而上的視角去探索中國政治體制發展的路徑，將研究視角從國家下移到村莊，同時展開了農村政治研究的窗口。吳毅的這本《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便是在鄉土研究的“草根時代”應運而生的一部鄉域政治中鄉鎮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在復雜的互動結構中博弈共生的鄉土政治劇。一面是作為政者與商者身份交相重疊的政府，一面是作為“贏利型”與“保護型”經濟并置的村級組織，一面是無權卻又獲得了人身自由的農民，三者在處于開發之中的小鎮這一特定的政治場景之中，受諸多權力特性所交織、疊加和構置出來的特殊政治邏輯所支配，呈現出了一派“喧囂”的場面。

　　過往對于鄉村中國家和社會互動的研究，常常采用結構—功能—績效的靜態考核方式的研究方法，卻常常困于過于模型化的桎梏。由此，孫立平提出了以“過程—事件分析”的方式來展示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動態的流動和實踐。與此同時，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與“民族志”社區文本表述風格也興起浪潮。作者便采用了這樣一種人類學視角，以更加細致的個案進行多項面立體的解釋學研究，通過“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地方性“敘事”的表達形式，力圖打破過往研究中“從上往下看”視角下體現出的某種宏大關懷的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論的弊端，對當下鄉村政治運作過程進行洞察，從而展現出中國鄉村政治類型化、場景化、地方化的動態畫卷。

　　作者在本書中所要探討的是鄉鎮政治的運作過程及其影響機制，對于這一過程與機制在鄉鎮基層社會的展開與鋪陳，作者引入了一個研究單位——“鄉域政治”。“鄉域政治”作為一種研究單元的提出，實際是相對于已成規范的村莊政治而言的。作者認為，相對于已經高度官僚化、科層化和部門化的縣級政治而言，鄉域政治更能體現出鄉村基層政治在體制與非體制、結構與非結構以及制度與文化的貫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時空統一性和完整性。作者借助這一個研究單元的概念，力圖超越村莊社區研究的局限，體現在一個更大范圍內更加完整和整體的政治，由此展開了地方化、故事化的敘述。

　　作者一開始便點出了小鎮鄉域政治運作的特點——“擂與媒”。“政府的任務靠‘擂’，農民的事情靠‘媒’”，“擂”和“媒”作為兩種非正式權力技術，貫穿著鄉域政治運作的全過程。

　　“擂”是上級政府對鄉鎮政府，鄉鎮對村組，村組織再推及至農民所采用的一種自上而下下傳行政壓力的運作手段。“對上靠吹，對下靠擂”，“擂”是指反復無休止的督促。作者借以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的考核評估一事為切入口，窺探了鄉鎮圍繞上級部署的各種任務反復宣傳動員，將迎檢一事當作臨戰狀態來對待。但“擂”并不是不斷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復與無休止的纏磨。“纏磨”二字便體現出了鄉鎮干部的工作藝術，比起硬性的行政控制機制與手段，這種“擂”更體現的是各種軟武器在鄉域政治運作中的施展。“應酬政治”在這種政治運作體制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像稅收改革和土地征收這樣的政策實踐的推廣和運行，還是對于招商引資和土地開放等關于商業利益的協議，解決問題的.場所似乎不在辦公室內，而更多是在飯桌上；解決問題的憑據似乎不是指令和文件，而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在這里，被視為“社會資本”的人際關系資源在地方的熟人、半熟人社會圈子中也的確可能轉換成為有效獲得經濟機遇和資源的能力。

　　作者將這種“擂”視為十分必要的鄉村政治治理術，而在村組織和鄉鎮進行利益博弈之中，權利關系已產生“虛置”的狀態，由此，“擂”的藝術逐漸變成了“媒”的體現。“媒”是鄉鎮干部和村干部之間能形成有效的政治溝通和政治運作的一個基本方法，公共性領域介入了私人性領域，導致感情和友誼直接與政治工作相互關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村級干部并不是完全被動地去承接這份不可拒絕的人情壓力，他們將自己被“媒”看作是與鄉鎮政府打通關系、擴展人際關系網絡、發展經濟機會和資源的手段。如此一來，村干部既可以獲得“地區精英”的成就感，又能夠完成為村莊謀利的職業責任，“媒”和“被媒”變成了鄉村雙方的利益合謀。作者將維持這一體制運轉的基本動力機制歸納為“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自下而上的政績取向”的互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柔性的人際磨合為外顯的鄉村治理術并不代表硬性的權利勢能的削弱，而是將體制化、科層化的行政硬核隱匿了起來，以另一種方式對下一級產生著持續的威脅，例如拿干部的飯碗和帽子做警示，將政績與未來發展相掛鉤，將政府的行政目標化散成為村級干部的仕途壓力，使經濟利益和政治紀律兩者“連捆帶綁”地成為了“命運共同體”。

　　“媒”也是村干部與農民打交道的一種手段，同樣體現出的是在鄉村這一特殊政治領域中熟人社會的交往規則，熟人社會中化公為私的策略被熟練地應用于政治體制中。應對這種從上而下的“擂”與“媒”，農民也有一套自身的生存法則——“示弱”與“行蠻”。農民有意識地運用“示弱”來規避順從。一種，是以真實的貧困處境來博取處于強勢地位的權力階層的同情心，屬無奈之舉；另一種，則略有點“窮兇極惡”的意味，他們利用政府在體制和政策方面的錯位來“以弱逼強”，此時的農民便有點村干部口中的“刁民”的氣質，也就是將“弱”成為了“行蠻”的手段，以此來展開“博利行為”。但不能忘記的是，權力始終“在場”。在某些權利受限的行為領域，例如上級政策對于某些強制性征收行為已經作了明令禁止，這些規定被視為絕對不能觸碰的“高壓線”，這時農民的“示弱”和“行蠻”也許能夠產生一定的效果。但一旦超越了這個領域，例如對經濟利益的分配格局中，政府就掌握著具有決定性的威權地位。可見，政府仍然掌握著這場游戲的主動權。因此，“慢慢地與農民媒”與“政府要干的事你還能攔得住”這兩句話也就成了農村工作極富表現力的話語。

　　由此，我們似乎能夠生發出一些關于官官關系、官民關系、官商關系的結構性思考。回溯關于農村政治研究的理論實踐，借鑒較早、影響最大的即是“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常常被用于分析改革開放后“鄉政村治”格局對于國家和農民關系的重塑。然而，以國家—社會的二元理論為支撐，關于基層政權—村級組織—農民的三重互動的研究往往會陷入概化分析模型的困境，最終導致“強國家—弱社會”及“官強—民弱”的互動模型。這種互動模型一方面體現出學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執著于“國家—社會”及“行政—自治”兩大理論范式，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對于處于弱勢的農民和處于強勢的國家權力機構的固化思想，甚至是一種趨于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陳舊觀念。

　　同時，“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的運用又進一步給農村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個內部視角，村民自治也被視為是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中的重建過程。而新制度主義更將農村政治研究導向了村民自治對于鄉村權力結構的改變作用之上，促使了學界對于農村政治研究的多種創新。作者在這本書里便隱含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概念，即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作者看到，在市場社會的狀態下，鄉域政治實際已經成為了政府、村莊和農民之間復雜而多面的利益互動與博弈，他們各自在利益主導下所產生的種種行為都是包含這種理性主義的。例如，政府通過開發來增強自身運作能力的動機是充滿企業理性精神的，而農民希望盡可能多得一些補償同樣也證實了這個道理。

　　本書的重點即是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在市場化環境下受經濟利益的刺激所導致的多方利益博弈。究其“喧囂”背后的原因，作者歸納為兩點。一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改革將鄉鎮基層政權運作的政治屬性轉向經濟屬性，使其由一個“公共權力載體”轉變成為一個“介于政府和‘廠商’之間的權利與經濟復合體”。因此，招商引資，出賣和租賃土地，成為了城郊鎮發展和轉型的主要途徑。土地開發和招商引資不僅僅關系到小鎮的發展，也不僅僅關系到農民和村莊的利益，由此，政府與企業、村莊、村民之間的政治—行政關系就轉化成為了一種“準經濟關系”，地方治理的過程變成了一個資本和資源的權力化經營過程。

　　另一方面，隨著這種經濟結構的改變，基層政權的變遷帶來了官民關系的變化。在這里，作者打破了主流話語和社會輿論（包括政界和學界）一貫以來對于農民和政府在互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行動特征的雙重標準或誤解，為鄉鎮干部重新奪得了話語權，給予了鄉鎮干部在實際中所處于的困境——基層形象在輿論和實際中的沖突和同時面對上級要求和農民利益的沖突——一個展示的窗口。作者在對于鄉村基層政治組織的日常實踐中，重新發覺了以往社會輿論對于“地方性知識”的隔離與屏蔽，從而致使農民“可嫌”的形象被隱蔽。這種對于農民的形象屏蔽的背后，同樣存在的是對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雙重評價。作者由此將“良政與悍民”或“強政與悍民”并存的現象納入了學術的視野，展現出基層治理者在現實中所要面對的“悍民”或“刁民”的真實困境，打破了以往“強國家—弱社會”的定式思維。村組織中官民關系的“倒置”進一步導致了鄉—村組織與干部之間關系的“倒置”，但底層鄉村社會所出現的這種基礎性治權流失的“弱國家”形象并不簡單意味著“官權退—民權進”的新格局，而只是在制度和政策所塑造出來的治理預期與真實存在的治理現實之間產生錯位使的特殊局面。鄉村所采用的“開發的政治學”和農民所采用的“纏鬧的政治學”相互博弈，最終仍然是具有制度性支撐的政府掌握著游戲規則，因此這種“倒置”只是角色和行為的反差，并沒有改變真正的權力內核。

　　作者的理論實踐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徑和方向，但與作者所敘寫的這樣一種基層政治、村級組織和農民三者在經濟利益角逐場進行博弈的場景相比，如今高度規范化、體制化的政府機構與市民之間的互動是否仍然是一場為了爭取可變現的利益空間的博弈，“人脈經濟”是否仍然起效，以及“擂”和“媒”的鄉村治理術是否有新的外表，這都是值得我更加去探索和思考的問題。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3

　　《小鎮喧囂》是一部關于21世紀初轉型期間我國農村小鎮的基層治理的人類學著作，作者關注的是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生存三個權利主體在復雜的互動結構中博弈的主題。作者之所以用“喧囂”作為書名，作者認為三者之間的博弈正是在“多種力量與利益動因的交織和碰撞之中形成的復雜‘劇場’效應”。

　　閱讀這本書實際上打破了我個人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也給予了我更多的思考。這種幻想來源于長期處于與社會/或者底層社會的脫離或者說不夠全面的了解，這種脫離給我帶來的是對基層社會的一種想象，這種想象更多的是基于書本而非經驗。給我帶來思考的是這本書中特有的一種作者所謂“地方性知識”的視角，這種視角解構了傳統的政治學或社會學理論，這些理論大部分是自上而下的、結構主義式的，而在基層的政治因素與非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互相交雜，帶來的是復雜的卻具有相對自主意義的地方網絡。它給我帶來的更多的是現實感，當然現實感是骨感的，畢竟復雜的問題難以解決。

　　張力，就來源于這種權力的博弈，這種張力在作者成書的2000年前后是較顯現的。一方面，經濟上的改革特別是對農村的政策方面的改革不斷推行和變動；另一方面，從政治上來看，全能型的政治在市場經濟下消解之后出現了權力的真空、缺位；正如作者所說：“小鎮的鄉域政治場中出現官不官，民不民，‘禮崩樂壞’的‘叢林’境地”。這也給我們的研究或觀察帶來了一定的方向指導，即在事物變化或轉型的過程中尋找矛盾沖突的裂隙。

　　本書的四條主線是：鄉鎮政府的中心工作（從收稅到減稅到免稅）；市場經濟背景下的鄉村城鎮化開發（征地租地）；農業結構調整（小鎮組織種蕌頭的成敗）；突發性鄉民與政府的糾紛（例如采石場拆遷的糾紛）。并進行順序的敘事，互相穿插。能夠將各條主線擰在一起的是“治理”這一概念，而作者更多的是談到了基層治理的非體制、非正式、非機構的特征，即作者總結的“擂”和“媒”。在這一套治理體系當中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在具體的事物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角色在什么條件下會發生轉變，也是作者探討的重點。

　　我也成長于縣城當中，作者對事件的敘述總能給我一種“若合一契”的貼切感，我認為這種貼切感來源于作者對于微妙的人際關系的細致觀察與記錄，我們的研究都太過受到理性主義的影響，科學的統計方法和計算并不能得到人作為一個復雜的變量的動機與原因。因此我認為這個“喧囂”的劇場的精妙之處就在于轉型中國基層的非經濟和柔性的部分，正是因為它們，不可調和的低頻高強度矛盾被分解為了可以討價還價的高頻低強度矛盾，社會相對穩定得以實現。我主要考察其中的幾對關系。

　　首先對于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的關系，我們在書中能夠看到上級稅收任務或是農業結構調整任務一級級攤派到村級組織，最終需要村干部去說服和協調動員村民，但出了問題需要由村干部負責（例如墊付稅收）；我們也可以看見基層政府面對管理的多個村級組織資源調配方面的不公；我們也可以看見在拆遷和招商等問題上村級干部與上級的討價還價。作者認為，村級干部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從結構上來看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但由于鄉村的非科層制關系，為村干部預留了在體制內爭取村莊公益的空間，這種空間往往是借助和上級（鎮干部）關系的打磨實現的，因此村級組織和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并非二分性的權力對撞。在這一過程中，村級組織作出的犧牲看似是缺乏經濟理性的，但卻符合政治理性，正如作者在書中與林書記談到村級干部拿自己的`錢補貼農民時林書記說：“這是政治，要講政治規律”，在中國，由于官僚體系自上而下的任免機制，這一點是必須得到考察的。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資當中，作者認為，基層政府扮演的是土地商人的角色，反而作為法律集體所有權代表的村級組織卻成為了輔助性的角色存在，并且在一些集體事件中扮演了平息和化解矛盾的終端，這樣一種角色的定位形成了“政府得大頭，農民得中頭，村里得小頭”的分配格局。

　　其次是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由于作者進行人類學調查時是跟隨政府公務人員進行的調查，因此對于農民的呈現多少也是從政府的視角進行的觀察，盡管作者也多次強調農民的貧困，從稅收到征地拆遷再到農業結構調整，書中農民的個案形象多是以狡黠、強悍、自私的刁民形象呈現的，這顯然與作為憲法中“階級基礎”的描述有所不符。但是，這是作者要強調的農民在與政府互動時所表現出的復雜性與多向性，即要考慮到經濟人的實踐理性之中作出的選擇。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圍繞著互相侵犯的主軸 ，一方面，基層政府需要農民掏腰包或開綠燈以維持財政來源，農民作為治理的主體需要完成“政治任務”（例如農產品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作者運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即弱者對社會游戲規則的不合作），來分析社會越界行為，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也成為農民抗爭的方式之一。作者認為，“刁民”是在全能型政治有所衰退的結果，它同時也是社會的不公平和長期底層生活形塑的產物。他們目的是實現經濟上的目標，從這一角度看合情合理，但是他們并沒有太多合法渠道能夠去表達，這也間接導致了農民與基層政府的沖突。作者認為，農民采取的一系列非正式的行動是傳統的“硬武器”的補充，也填補了轉型期間社會治理的死角和真空。

　　對于弱勢的農民而言，作者認為“不應從抽象的爭議價值理念出發進行泛道德的學術批判，而是一種出自鄉村生活實踐理性的分析”，例如作者在拆遷期間農民渴盼拆遷卻又因為想要得到更好的價格阻撓拆遷的事例，它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考量。然而全能型政治的示微并不代表其消失，在基層政府與農民的博弈之中，農民一旦觸碰到了某些底線，仍然會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處理，例如書中在明令禁止之后仍然私接電線進行生產的業主，受到了公安機關的處理。我曾有一個遠親，在當地重點項目某鋼鐵廠的建設中被征了一匹山的地，政府給出了可觀的賠償，但由于他始終堅持對政府大開口，以尋釁滋事妨礙公務被判入獄兩年，沒有拿到一分錢，可謂“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們自認為最了解的關系不過是基層政府與開發商的關系，在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取代了計劃經濟的指令和安排時，基層政府不得不通過主動的招商引資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以在政治和經濟上有所成就。正如作者在前文所描述的鄉鎮干部“把胃交給黨”，鄉鎮干部的招商引資工作往往是在酒桌上進行的，也是基于個人的關系的建立和關系網絡的影響。然而我們并不清楚的是鄉鎮政府與開發商的土地買賣的博弈的細節與權力關系，這種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作為經濟權力的掌握者，投資方可以對于貧困的鄉鎮提出更多的不合理的要求，為了盡快增加收入，鄉鎮會在采取盡可能維護自身利益（例如欺騙開發商土地面積等）的行動的基礎上簽訂合約，這樣的策略避免了窮的鄉鎮越來越窮的死循環，但也是在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的基礎上才具有的操作空間。

　　我們談到了部分書中作者提到的非正式、非常規、非經濟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作者雖然將他們作為重點關注的對象進行研究和分析，但作者對他們的定位始終是體制在轉型中產生的真空區域的補充，或是全能型政治的某些具體的方面的發展和延伸（例如動員型政治-壓力型政治），換句話說，作者依然認為，它們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是基層治理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提到的“非正式”只是相對于體制和規定而言的非正式，它只是在制度的要求之下，基層政府與村級組織適應新的環境基于人際關系創造出的治理路徑，而這些都是過渡性的。

　　我們可以發現，在近年來逐步完善相關的政策細則、嚴格落實執法之后，一些非正式的關系和爭取利益的方式逐步隱退，例如在我們當地的拆遷早在2012年就已劃定紅線，即在此之后建立的房屋一律算作違建，在拆遷時不做補償，并凍結了所有產權證的辦理業務，即使到現在也仍然沒有進行拆遷，政府都已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可以說，這是轉型之后通過現代治理方式消除了不確定性減少了非常規、非正式的操作空間。然而，在基層社會中的非經濟因素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即使有了制度上的安排，但由于信息資源的不對稱等因素，有“關系”總能夠更快更好地辦事，它將一直會是我們研究中不能夠忽視的重要變量。

　　我認為本書對于人類學研究的最重要啟發是，要杜絕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分析和評價某個社會群體的社會行為，用“好”或者“壞”遠不能解釋社會行動發生的動機，我們應當將社會群體置于一個互動的網絡中去分析它所處的位置與行為的關系，從而對該群體進行更貼切的描述。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4

　　作者從寫小鎮迎檢入手，在書的開頭就制造了關于小鎮生活與政府制度之間的關系和沖突，形成了兩種權力的對立關系，讓人想了解在面對硬性制度要求的時候，小鎮居民如何作出應對。壓力型體制和動員型政治運作方式就成為了迎檢的核心，一個月的辛苦換來迎接檢查時小鎮的高分過關。這讓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這樣所謂的“形式主義”是否是國家基層的常見態勢，但當然我并不是對這種形式主義持某種一刀切的批判態度，相反在作者敘述的過程中，形式主義被基層民眾用來與政府進行對接，卻讓我感覺到這是一種合理化的方式，實現一種具有迎合感的互動，哪怕僅僅是形式主義，小鎮得到了“完美”和“無懈可擊”的評價，而政府也滿意于地方政策的落實，雙向滿意又何樂而不為？

　　小鎮在迎接檢查的過程中，作者談及到了鄉鎮的“外弱”特性，讓我有很深刻的印象。鄉鎮的“外弱”，是因為它必須以感情和面子來填補因缺少科層化連接而出現的權力鏈條缺失，如果時時以權力的硬核示人，勢必會增加行政運行成本，事倍功半。鄉鎮的權力關系不同于城市，似乎城市太過于局限于制度的死板和冰冷，而鄉鎮作為一個風土人情較為濃厚的群體，其對于群體人個人形象的塑造和城市有著極大的不同。城市中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快餐時代的到來和每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得人們穿梭于不同的圈子之間，而互聯網時代更是加速了圈層得劃分，人們能夠在互聯網上不同圈子中找到歸屬，而一旦轉移了目標，歸屬也隨之轉移，之前留下的印記甚至可以煙消云散。而鄉鎮則不同，鄉鎮中的人流動性較少，成為人群根部得發源地，或許鎮上居民的歸屬就來自于這個小鎮。如此說來，他們更重視個人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從而獲得更多的便利，也就是所謂更多的風土人情，從而形成了“外弱”。

　　作者在描寫小鎮內發生的故事的時候，引用了大量當地人的話語，使整本書的敘事都富有鄉土氣息，契合了基層的意識形態。似乎讓人走到鄉村中，感受著小鎮權力的格局構建，這樣的寫作方法，相比于直接用理論和第三人稱視角進行闡述，鄉土氣息的口語化表達更能感受到一種基層與上層之間在文化上的對立和差距。也讓鄉域政治的研究更富有意義。在書中我看到了基層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雙向互動，體現了國家與社會權力格局的“倒置”與官民行為的“悖論”和非正式權力技術的呈現。

　　讀完此書后，我認為好的經典著作在于能夠打破人們的慣常思維和刻板印象，而讓人們了解到既有印象之外的社會形象。或許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我們總愿意賦予國家強制性權力，認為自上而下的控制成為國家運作的必然也是必要的模式，而經常忽視掉基層群眾自下而上的手段所形成倒置的格局。在《小鎮喧囂》一書中的主要的自下而上的應對模式有信訪、“纏鬧”技術的利益博弈等等，而放到當今社會中，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置于互聯網之上，我們可以看到互聯網給予民眾最典型的一個自下而上的途徑就是舉報機制的建立。舉報機制能夠通過民眾對于周圍所知事件的.監督從而實現自下而上的反饋。有了舉報機制，民眾能夠更輕松地使用這一途徑進行和上層的互動，當然如今國內的舉報機制并不完善，我們無法保證舉報內容的真實性，而對于舉報的標準也沒有明確的界定，很容易出現公眾由于情緒激動就沖動于進行舉報，而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舉報的內容石沉大海并無回應。而互聯網有其便利性的同時就具有其弊端，舉報機制的回應舉措很容易就形成了一刀切的武斷方式，并不是一種有效地雙向互動的過程。在《小鎮喧囂》中我們可以看出，像信訪這種方式可以說是合理化的，通過對一些問題事件的反饋和建議直接去找政府進行協商。但另一種，我們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問題政府都能夠解決，在面臨一些無法通過既有的體制解決的問題是，小鎮居民就自發地形成“纏鬧”技術，盡管似乎纏鬧是帶有貶義意味的詞匯，但對于沒有政治權力的基層民眾，這種方式有效即就是合理的，與對錯無關。從而形成了權力的倒置。

　　本書中作者采用“過程——事件”的分析框架，和故事化的表述形式去洞察與解釋底層政治，切入當下鄉村政治研究的實踐。“過程——事件”的分析框架由靜態研究轉入了動態研究，在小鎮動態的政治變遷中，體會其復雜的結構以及在面對不同的沖突和問題時，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已經根深蒂固于小鎮之中的于政府之間的慣用模式。作者扣緊宏觀國家在鄉村社會治理轉型中的緊迫這一主題，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從小鎮入手，來體現基層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雙向互動。每個故事相對獨立，卻又聯系緊密，不同看法、不同角度、不同層級正是構成一整個小鎮體系的要素。作者遵循著當下有關鄉村之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的生存與互動邏輯，多重復線的展開介紹似乎讓人在看一部電影，深深地被吸引。或者說，如果剝離了背景的深度挖掘和理論框架以及結合理論對現象的分析，就像是在看一部小說。作者使用這樣的敘事模式，生澀的理論就融合在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中，體現出小鎮生活的全貌，也展現了中國村莊的政治變遷。

　　無論是《金翼》還是《跨越邊界的社區》，一直到《小鎮喧囂》。在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深入研究后，都有著以小見大的作用，這讓我感受到了質性研究的魅力，我們或許沒辦法深入到所有基層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具體的生活方式，但可以通過較為代表性的研究對象，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深入訪談，了解一套系統而完整的運作模式，其反應出來的問題和現象運用理論進行分析，為國家的建設和未來的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5

　　2003年到2004年間，社會學學者吳毅來到華中地區的某鄉鎮，開始了他的田野考察。在這里，他親身體驗和經歷了小鎮迎檢、征地開發、征稅、鄉民維權等過程，記錄下了小鎮政治運作的若干片段，并以此寫就了《小鎮喧囂》這部作品。作者在后記中寫道，以“喧囂”這一非學術化的語言作比喻，是想要借此說明在小鎮這樣一個場域中，多種力量與利益之間的交織與碰撞，而顯現出的眾聲喧嘩。本書通過對小鎮政治實態的詳細描繪，也是想要表達鄉域基層政權、村級組織與農民在復雜的互動中博弈共生這一主題。

　　《小鎮喧囂》以“小鎮”作為研究對象，有其獨到之處。長期以來，對基層政治和鄉村治理的考察往往都以“村莊”作為主體，但在國家-社會的理論視角下，基層治理的整個過程卻未必能單單被一個村莊所包容。在中國，行政區域的劃分有省、市、縣、鄉、村這幾個不同層級，在作者吳毅看來，區縣級以上的政治已經被高度官僚化、科層化和部門化了，以熟人社會為底色的農村又充滿著種種非體制、非結構和非正式的特征。而處在縣與村之間的“鄉（鎮）”，無疑便更能體現出基層政治的獨特性，即體制與非體制、結構與非結構、正式與非正式的.統一性，在我看來，這種統一性也是宏觀與微觀的一種整合。

　　同時，作者對小鎮進行的研究和探訪是以“敘事”為角度切入的。在閱讀過程中我也發現，作者將鎮上的一樁樁事件以故事化的形式呈現，輔之以大量生動的細節，不僅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也能使讀者很好地融情于景，深入具體的情境，觸及鄉鎮生活的本身。書中描述的不是一個單純靜止的圖像，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種“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也幫助作者更好地呈現出了小鎮政治生態中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實踐形態。基層社會并不是鐵板一塊，我們也無法僅僅從固有的某一視角出發，超越情境對基層政治生態進行簡單刻畫。學者們常在傳統的“強國家-弱社會”格局下去審視鄉鎮，但作者也坦言，在當時當地親自體驗過后，他發覺了很多被既有宏觀和形式化的理論所遮蔽和掩蓋的部分，基層中的各個行動者，實際上也在不斷發揮自身的主體性。

　　在這個中部地區的小鎮，鄉鎮基層政權、村級組織與農民之間的互動和博弈，比我們想象得要精微復雜，甚至可能打破我們的想象。在作者考察的03、04年，剛剛邁入新世紀，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波瀾壯闊但也波譎云詭的轉型時期。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鄉鎮基層政權也表現出某種經濟贏利性質，“發展的經濟學”思維逐漸占據主導；同時全能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權組織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處在宏觀與微觀的制度縫隙中的鄉鎮，這一特征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對于農民來說，傳統的底層群體固有的畫像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雖然他們仍然處于弱勢階層，但也會使用“刁”和“蠻”來作為維護自身權益的武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中的是是非非也不是能夠輕易論斷的。在這一互動的過程中，一些非正式的權力技術也被鄉鎮干部們運用，比如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到的“擂”和“媒”，除開強制性的國家權力，一些依賴于人際關系和親緣的“私人手段”也在小鎮政治生活中得到凸顯。就拿“征稅”這件事來說，盡管稅收具有強制性，但當時國家明確不準鄉鎮干部強行向農民征稅，為了順利收到農業稅款，干部們可謂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藝”，卻還是屢屢遭到阻礙。

　　“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實際上，在這樣一座小鎮中，不僅是歡喜的甜，酸、苦、辣也時時刻刻在上演。正如吳毅在結尾時所說，在這一年多的考察中，他也生發了諸多思考。譬如，在否定了全能型治理方式的情況下，我們也無法找到新的文化正當性與合理性的方式，去支撐如今的鄉鎮政治生態。官與民同時被“暴曬在未加任何遮擋的利益競逐場”上，而我想，這樣的一場角逐和博弈中，沒有真正的贏家。如何引導各個行動主體走向一種有序的競爭與合作中來，是我們在鄉村治理中需要考慮的問題。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6

　　翻開《小鎮喧囂》，猶如踏入了一個充滿煙火氣卻又暗潮涌動的鄉鎮世界。這本由陳柏峰所著的社會學著作，以細膩入微的筆觸，全景式地展現了鄉鎮基層的權力運作與社會百態，讀罷令人感慨萬千，思緒久久難以平靜。

　　書中以潭鎮為樣本，生動描繪了基層政府在處理各類事務時所面臨的復雜局面。從土地糾紛到稅費征收，從計劃生育到招商引資，每一項工作都牽扯著多方利益，充滿了矛盾與沖突。在這個過程中，基層干部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他們一方面要執行上級下達的任務指標，另一方面又要面對來自群眾的質疑與抵觸。這種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使得基層權力的運行充滿了妥協與權衡。例如，在處理某村的土地糾紛時，基層干部既要遵循相關法律法規，又要考慮到村民之間錯綜復雜的人情關系以及可能引發的事件。他們不得不采用各種靈活甚至略帶妥協的手段來平息事端，力求維持鄉鎮的穩定與發展。這讓我深刻認識到，基層權力并非高高在上、鐵板一塊，而是在多方力量的拉扯中艱難前行。

　　書中揭示的基層權力運行中的“非正式權力技術”引人深思。為了達成工作目標，基層干部往往會運用一些非制度化的`方式，如“拉關系”“講人情”“打太極”等。這些看似不符合正規行政程序的手段，卻在實際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是基層干部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出的應對復雜局面的生存智慧，反映出正式制度在基層實踐中的困境與變通。這種現象也讓我反思，在追求制度規范化和法治化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結合基層實際情況，使制度更具可操作性和適應性，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小鎮喧囂》還讓我看到了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動態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外部環境的影響，鄉鎮社會原有的權力格局逐漸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權力關系不斷涌現。例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經濟能人在鄉鎮事務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他們與基層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既合作又博弈的關系。這種權力結構的演變，不僅改變了鄉鎮的治理生態，也對基層權力的運行提出了新的挑戰。

　　閱讀《小鎮喧囂》，是一次深入基層社會的探索之旅。它讓我對基層權力的運行有了更為直觀和深刻的認識，也讓我看到了基層工作的艱辛與不易。同時，也引發了我對社會治理、制度建設等諸多問題的思考。在未來的學習和工作中，我將帶著這些思考，更加關注基層社會的發展，期待能為構建更加和諧、美好的基層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7

　　合上《小鎮喧囂》，書中那一幕幕發生在潭鎮的故事依然在腦海中不斷浮現。這本書不僅是對鄉鎮基層社會的真實寫照，更是對人情與規則這對復雜關系的深刻探討，讓我對中國鄉村社會的運行邏輯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潭鎮，人情是一張無形卻又無比堅韌的大網，籠罩著生活的方方面面。村民之間、村民與基層干部之間，人情往來無處不在。在處理日常事務甚至解決矛盾糾紛時，人情往往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當某戶村民違反了一些村規民約，但由于其與村干部有著較為密切的私人關系，處理結果可能就會相對寬松。這種基于人情的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因為它照顧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避免了因嚴格執行規則而可能引發的激烈沖突。然而，人情的過度介入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它可能導致規則的執行缺乏公正性和一致性，使得一些人能夠憑借人情關系逃避應有的責任和懲罰，進而破壞了規則的權威性。

　　與人情相對的是規則，它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石。在鄉鎮基層，無論是國家法律法規還是村規民約，都為社會運行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規則卻常常遭遇人情的挑戰。例如，在土地分配、項目審批等涉及利益分配的事務中，本應嚴格按照規則進行操作，但人情的干擾使得規則的.執行變得模糊不清。這讓我意識到，在鄉村社會，如何平衡人情與規則之間的關系，是實現有效治理的關鍵難題。

　　書中的故事也讓我思考，人情與規則并非完全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的。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人情在鄉村社會中的積極作用，它是鄉土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能夠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互助。另一方面，必須強化規則意識，確保規則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只有在規則的框架內合理運用人情，才能既維護社會秩序，又不失人情溫暖。

　　《小鎮喧囂》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人情與規則相互交織的鄉鎮世界。它提醒著我們，在推動鄉村社會發展和治理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鄉村社會的特殊性，尊重人情傳統，同時也要加強制度建設，讓規則成為保障公平正義的有力武器。只有這樣，才能構建一個既充滿人情味又井然有序的鄉村社會 。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8

　　《小鎮喧囂》是一部記錄時代變遷的生動史書，它以潭鎮為窗口，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社會轉型期鄉鎮社會所經歷的巨大變革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喧囂與矛盾。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經濟的浪潮席卷而來，潭鎮這個原本寧靜的小鎮也被卷入其中。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受到沖擊，村民們紛紛尋求新的生計方式。一些人選擇外出打工，將土地流轉出去；另一些人則嘗試發展特色農業或農村副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僅改變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糾紛、農村勞動力外流導致的空心化現象等，都給鄉鎮的治理帶來了挑戰。

　　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潭鎮的'社會關系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宗族關系雖然依然存在，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利益關系的新型社會網絡。村民之間的交往更多地圍繞著經濟利益展開，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和價值觀念。同時，外來文化和現代思想的傳入，也與本土的傳統文化產生了碰撞。年輕一代村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較高，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與老一輩有了很大差異，這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的多元化和復雜性。

　　書中還描繪了鄉鎮基層政府在應對社會變遷時的努力與困境。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基層政府積極招商引資、扶持產業項目。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面臨著資金短缺、技術落后、人才匱乏等諸多問題。而且，由于缺乏經驗和科學規劃，一些項目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發了環境污染等負面問題。這讓我深刻認識到，社會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挑戰。

　　《小鎮喧囂》讓我看到了社會變遷在鄉鎮基層的具體體現，也讓我對這一宏大歷史進程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它讓我明白，在社會轉型期，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鄉鎮社會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尊重基層群眾的意愿和創造力，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才能更好地應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實現鄉鎮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9

　　《小鎮喧囂》如同一幅徐徐展開的鄉村長卷，書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躍然紙上，他們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潭鎮豐富多彩卻又充滿矛盾的社會圖景，也讓我透過這些人物群像，看到了鄉村命運的起伏與變遷。

　　書中的基層干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他們肩負著推動鄉鎮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重任，卻常常在工作中陷入兩難境地。有的干部為了完成上級任務，不得不采取一些強硬手段，卻因此引發了村民的不滿；而有的干部則試圖在任務與群眾利益之間尋求平衡，卻又面臨著來自各方的壓力。他們的無奈與掙扎，反映出基層治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這些基層干部并非高高在上的官僚，他們也是鄉村社會的一部分，有著自己的情感和訴求。他們的命運與鄉村的命運緊密相連，他們的努力與付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鄉村的發展走向。

　　除了基層干部，書中的村民形象也各具特色。有勤勞樸實、一心守護土地的老一輩農民，他們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卻在社會變遷的浪潮中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也有充滿活力、渴望改變命運的年輕一代，他們積極外出闖蕩，試圖在城市中尋找機會，但又時常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惑。還有那些在鄉村中憑借自身能力成為經濟能人的村民，他們在帶動鄉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鄉村的權力結構和社會關系。這些村民的不同選擇和命運，展現了鄉村社會的多元性和活力。

　　在潭鎮這個舞臺上，還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如鄉村混混、上訪戶等。他們的存在看似是鄉村社會的不和諧音符，但卻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鄉村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鄉村混混利用一些灰色手段謀取利益，破壞了鄉村的社會秩序；而上訪戶則往往因為自身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通過上訪的方式來表達不滿。這些人物的出現，提醒我們要關注鄉村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完善社會矛盾化解機制，促進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小鎮喧囂》通過對眾多人物的刻畫，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而生動的鄉村世界。這些人物的命運，既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是社會環境塑造的產物。他們的故事讓我深刻認識到，鄉村的命運不僅僅取決于外部的政策和資源，更取決于鄉村內部每一個人的努力與奮斗。只有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才能書寫出鄉村發展的美好篇章 。

　　《小鎮喧囂》讀后感800字 10

　　作為一本社會學著作，《小鎮喧囂》不僅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鄉鎮基層的社會實景，更讓我領略到了社會學研究獨特的魅力與價值。作者陳柏峰深入潭鎮，通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以詳實的案例和生動的敘事，為我們搭建起一座通往鄉鎮社會的橋梁。

　　田野調查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小鎮喧囂》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作者深入到潭鎮的大街小巷、田間地頭，與基層干部、村民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親身體驗鄉鎮社會的運轉。這種沉浸式的研究方式，讓作者能夠獲取到那些書本上無法得到的真實信息，感受到鄉鎮社會的溫度和脈搏。通過與村民們的朝夕相處，作者了解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利益訴求以及對生活的期望，這些豐富的細節為書中的分析和論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書中對案例的運用堪稱精妙。作者并沒有簡單地羅列數據和理論，而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案例，如某村的拆遷糾紛、某戶的計劃生育故事等，將鄉鎮社會的矛盾與問題清晰地展現出來。這些案例不僅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更能夠以小見大，反映出鄉鎮社會深層次的結構和變遷。每一個案例都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從中看到了鄉鎮社會在權力運行、社會關系、文化觀念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挑戰。

　　《小鎮喧囂》的分析邏輯嚴謹而深入。作者在豐富的田野資料和案例的基礎上，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鄉鎮社會的現象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剖析。從基層權力的運作機制到鄉村社會的治理困境，從社會變遷對鄉村的影響到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作者的分析層層遞進，深入淺出，讓讀者能夠清晰地理解鄉鎮社會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

　　閱讀《小鎮喧囂》，讓我對社會學研究有了全新的認識。它不再是枯燥的理論和數據，而是一種能夠深入社會底層，揭示社會真相，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思路和方法的有力工具。這本書也激勵著我，在今后的學習和生活中，要更加關注社會現實，運用社會學的視角去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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