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古本序讀后感（精選5篇）

　　當仔細品讀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領會了不少東西，何不靜下心來寫寫讀后感呢？你想知道讀后感怎么寫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學古本序讀后感（精選5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學古本序讀后感1

　　這篇《大學古本序》又是王陽明先生心理學的一篇重要著作。此篇雖簡短不易懂，卻講出了心理論的重要思想。王陽明致良知理論的提出，標志著心學理論體系的成熟。良知是人生來具有的對真理的認識，一切事物及其規律都在良知中有，人們只要對自身內心中的良知認真尋求，就能達到對一切真理的認識。

　　《大學古本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宗旨在于顯示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這種修養缺德的成就恩澤親人朋友公司等，從而使人人都倒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再通過禮樂教化，以啟迪人民的自覺，去除物欲，不斷更新自己的德行，自然便會立定人生志向，以此為奮斗的理想方向。確定心中志向，便不會輕易為外物干擾，就會矢志不渝的去追求，去努力達到目標。

　　我們都常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又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兩者一樣，都是君子之道。這種君子之道，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做起。

　　本文對于自身完美的追求也許很少實現，但是他們這種不斷追求高尚品質的精神卻是值得完美每一個人去學習，去努力實現的一個遠大目標。

　　大學古本序讀后感2

　　夫學，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圣人之所以為圣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

　　我個人的理解是，一個人在世上必須樹立一個終生奮斗的目標，你所有的行為了都會圍繞這一生目標，才能心無雜念，可以抵制個人的懶惰的心，忽心，燥心，嫉妒的心，貪心，驕傲的心，小氣的心，等等的心生起就反思志向不立。放到現在社會就是正確人生的價值觀和遠大的理想。員工如果沒有一個目標就等于天天混日子，那么他將不會有長遠的發展，干部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目標讓更多的人為之奮斗，那么這個團隊也將不會有大的發展。人，這一生可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去守候自己的信念和志向，總有一天會實現夢想，成為自己想做的那個人。

　　大學古本序讀后感3

　　王陽明先生的《大學古本序》是他的心學理論體系中一篇重要著作，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陽明先生以"致良知"解《大學》之致知，擴充良知，誠意即涵攝在其中，深得孟子之心傳。致良知，此知非襲義而取，而是本性之知，直承孟子性善說。

　　王陽明心學思想突出了個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體能動精神，客觀上提高了人的價值和作用；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體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陽明心學確立了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于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的弊端是一劑對癥良藥；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對于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價值觀三個引領："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引領，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引領，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引領"有借鑒作用。

　　大學古本序讀后感4

　　程頤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一文中，只是于“在親民”的“親”字下注有“當作新”三字，尚未把“親”直接逕改為“新”。伊川指大學古本有錯簡，并非以為有闕文，但他的“當作新”之注，確實為朱子直接改“在親民”為“在新民”作了理論上的鋪墊。朱子取程頤“親”作“新”之意，將其解為革新、自新，單方面的要求子民棄舊圖新、去惡從善，王陽明是決不同意這種對大學原意的曲解的。

　　徐愛所輯《傳習錄》首章記載了他們師徒二人所討論“在親民”與“在新民”之辯。這一次的表態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圍內的私下交談。徐愛《傳習錄》首章正式發表的時間，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陽明刻古本《大學》，作《古本大學傍釋》，又作《朱子晚年定論》，緊接著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年譜》載：“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至此，陽明與徐愛師徒二人于六年前，在歸省途中于運河船上的那段關于大學宗旨的精彩對話，終于公開發表而告諸天下。先是徐日仁問道：

　　“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亦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陽明的回答是直截了當且具說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為什么是“親民”而非“新民”，陽明討論問題的又一個特點是引經據典，這與他在龍場時的學風一以貫之。在這段話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幾個要點來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為解釋依據。所謂《大學章句》第三章（朱本稱此章為“傳之二章”）中有“湯之《盤銘》曰：‘茍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尚書·康誥》此處“作新民”之意，為激勵人們煥發新的風貌，與《大學》首章“三綱領”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個意思，用“作新民”來證明所謂“在新民”的合理性，顯然是站不住腳，“此豈足為據”？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來支撐“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當性，“作”字卻又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那么將“在新民”之“新”還原為“親”則是理所當然。在陽明看來，“親民”與“新民”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親民”是惠民、養民義，而“新民”則只是單純的教化、革新之義。陽明舉《大學》中大量原文來加以論證，舉所謂“烈文”章“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又舉所謂“齊家·治國”章“如保赤子”，所謂“治國·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等，作為自己主張“親民”正當性的根據，認為這些實實在在地“皆是‘親’字意”。“親民”與“新民”雖一字之差，實為兩種截然不同之執政理念，前者于惠民、養民中愛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著實體現了原始儒家“親親仁民”的仁愛觀念與仁政理想，后者則單方面強調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說“親民”與“新民”所體現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陽明顯然傾向于古本大學中所體現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場，即所謂“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讓契擔任司徒，“敬敷五教”，用來使他們互相親近。為了維護圣人之意，陽明對于朱子之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更何況，“親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養育的意思，“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朱熹的“新民”說明顯褊狹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親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與“親民”本就是相輔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親民”含于其中，無“親民”即無所謂“明明德”，無“明明德”則哪來所謂“親民”之存在。陽明舉《堯典》說法，其說“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親九族”到“平章”、“協和”，就是“親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屬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親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親民”？在陽明看來，所有這些儒家的寶貴思想，又豈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狹觀念所可囊括？

　　再說，“作”與“親”相對應，但并不是“親”的意思，“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以下講到“治國”、“平天下”等處，都對“新”字沒有發表闡述。

　　正如鄭珍感嘆的，由于朱子之猵狹，致使“六七百年學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鄭珍于是表彰道，王陽明“復古之功不可沒也”。

　　大學古本序讀后感5

　　王陽明先生這篇《大學古文序》寫于1518年，陽明先生時年47歲，他任提督軍務都御史，在江西和廣東等地平定了眾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邊工作，一邊講學和寫作，前面分享過的《祭浰頭山神文》和《教約》兩文均寫于此年。

　　《大學》原是《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詞句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齊家，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所說的“大學”是指“大人之學”（大人即具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胸襟的人）、“君子之學”（君子即責任和道義擔當的道德模范者）和“仕子之學”（仕子就是心系百姓為百姓謀利的官員）。《大學》成文于戰國末期和西漢之間，記載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受到歷代大儒的推崇。

　　后代儒學者懷疑因錯簡而導致《大學》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誤。北宋大儒程頤和程顥先后編撰《大學》原文章節為《大學定本》。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他認為《大學》有“闕文”（闕文指有存疑而未寫出的文句），遂對《大學》“移文補傳”。他認為“經”是孔子所說，由曾子所記述的；而“傳”是曾子所說，門人記錄的，所以就把《大學》分成了經（一章）、傳（十章），為其“補格物致知傳”，又把傳文中對“誠意”的解釋后移，置于解釋“正心”之前，形成“三綱”、“八目”、“三綱釋文”、“八目釋文”的完整文本結構，并將《大學》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后經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學章句》地位突顯，對后世影響很大，后被定為科舉考試官方教材，一直沿襲到清代，成為士人應舉的必讀書。

　　自《大學》受到重視開始，對它版本問題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王陽明1508年在貴州龍場的時候，就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讀精思，懷疑朱熹的《大學章句》非圣門本旨，他認為圣人之學本來就簡易明白，其書就是一篇，無經傳之分，更無經可補。于是寫下這篇反映他心學思想的《大學古本序》。

　　朱熹認為“格物致知”為《大學》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而窮其理”，故注重對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這篇《大學古本序》中王陽明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王陽明認為是《大學》是“誠意”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親民”都解釋為“正心”、“致良知”，“物格則知致、意誠”。“圣人懼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復其辭。”

　　王陽明在文中說道：《大學》“舊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于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他指出朱熹的《大學》改本有“支與虛與妄”之病，旨在恢復自認為正確的古本。

　　這篇《大學古本序》和他后來講授《大學》的記錄本《大學問》都包含了他的哲學中心思想，是他心學“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體現。他多次強調圣人之心無須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為致吾心之良知。王陽明的講學，以及與當時學者的這些論爭，使得王陽明對《大學》格物的認識，愈來愈清楚，對當時的知識界造成了明顯沖擊，朱熹學的權威大大削弱，《大學》之研究呈多樣化趨勢。

　　王陽明心學思想突出了個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體能動精神，客觀上提高了人的價值和作用；陽明學敢于挑戰朱熹等傳統權威，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體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陽明心學確立了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于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的弊端是一劑對癥良藥；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對于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價值觀三個引領：“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引領，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引領，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引領”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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