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便是禮在世間的具體落實，那就是禮制規范和禮樂教化，是一套復雜完善的規范和社會制度。通過對百姓的禮樂教化，讓他們有信仰，有敬畏，遵從禮制，固守已位，以明是非，以別貴賤。故荀子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最后，禮就是平常所用的一些禮節。禮節，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一個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構成一個有序社會的重要元素，故華夏文明自古以來都稱為禮儀之邦。

　　禮，是華夏文明的根本，華夏文明便是禮樂文明。禮也是構成良好社會的根本，故《禮記》云：“禮者，天地之序也”。一個國家若想治理得好，便要從禮樂著手。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民是國家的根本，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唐太宗云：“君如舟，百姓如水，水可載舟，亦可履舟。”如果一個國家君主推崇禮樂的話，百姓便明理盡性，為人處世都奉行禮制，不會僭越。“素其位而行”，百姓會產生一種自治能力，社會便會上下有序，尊卑有別，貴賤有差，形成良好的秩序。治國只要“恭已正南面而已”。

　　相反，如果君王不以禮樂治天下，那社會便無序，百姓沒有一個衡量是非辯別貴賤的準則，國家便不能治理好。如：大家熟知的法制社會，它就是通過制定強硬的法律制度，從而強制進行管理，它的精神便是“齊一”。從表面看是公平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實際是極其不公平的。因為法律雖然是平等的，但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有人貴，有人賤;有人智，有人愚。比如一個窮光蛋和富人打官司，窮人沒錢請好的律師，而富人則可以用最好的律師打敗窮人。這就導致了法律被有能力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間。而禮制就不同，它的精神便是別異，從而使社會有條不紊。“民易使”，就是說百姓就會容易驅使和管理。因為百姓能夠明理，有信仰，能夠自治，所以便很好管理。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禮在華夏文明中的重要性。禮是治國的根本，而如今，禮崩樂壞，社會無序。要使華夏文明與儒家文化復興，就須從禮樂著手，制禮作樂，教化百姓。如此，天下便會太平，國家便會有序，社會便大同，百姓便會無訴訟。這就是禮所帶來的社會功效，也是如今復興禮樂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