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總結對辨偽古籍的經驗

　　總結是對某一階段的工作、學習或思想中的經驗或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的書面材料，它是增長才干的一種好辦法，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寫總結吧。但是總結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梁啟超總結對辨偽古籍的經驗，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梁啟超總結對辨偽古籍的經驗

　　1、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

　　2、其書前代雖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

　　3、其中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不可輕信。

　　4、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

　　5、其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佐證，而今本與之歧異得，早今本必偽。

　　6、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全偽或部分偽。

　　7、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選擇。

　　8、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書必偽。

　　9、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

　　10、各時代之文體，多讀書者自能知之，知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

　　11、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人據各方面資料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況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

　　12、各時代之思想，其進行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

　　總之，古籍善本作偽的手法有多種多樣，有時只采用一兩種，有時則可能是各種手法混合應用。收藏者在實際辨別時，應該運用自己掌握的學識和有關資料進行全面考察和鑒定，去偽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購古籍物有所值。

　　梁啟超 教你辨識偽書

　　“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而中國偽書又極多，所以辨偽書為整理舊學里頭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梁啟超在論及“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時，特別以一個章節的篇幅來探討“辨偽書”。

　　梁啟超認為，宋朝學者“疑古最勇”，司馬光、歐陽修、朱熹等都是辨偽先鋒。到了清朝，辨偽更加興盛，尤其可貴的是，清儒尊重古書，“能發明辨偽方法而善于運用”。梁任公簡要列舉了他們辨偽的方法：

　　1、從著錄傳授上檢查，即從流傳淵源來檢查。比如，東晉《古文尚書》，和《漢書·藝文志》所載的篇數以及其他書所載的篇名都不同，這表明不是原本。

　　2、從書中記載的事跡、制度或所引書上檢查，涉及事實內容，只能后人征引前人，不會前人征引后人。任公舉例，《史記》記載了漢元帝、漢成帝時期的事情，元帝公元前49年即位，但司馬遷在公元前90年前后已經去世，“故知《史記》有一部分靠不住”。

　　3、從文體及文句上檢查。各個時代文體不同，可以此為突破口。比如，《黃帝素問》長篇大段講醫理，不只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就是春秋期間也沒有這樣的文體。所以，此書年代，可以定在漢代，最早不過戰國末期。

　　4、從思想淵源上檢查。上面講的是各個時代有其時代的文體，思想也是如此。如，《管子》里有駁“兼愛”，不是在墨子之后，不會發生這種問題，“故知這書決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5、從作偽者所用的原始材料上檢查，發現其露馬腳之處。如，《古文尚書》把荀子引《道經》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和《論語》的“允執其中”連起來，造成所謂“十六字心傳”，意義卻連接不起來。

　　6、從原書佚文佚說的反證上檢查。已經佚失的書，后人偽造。若從別的書發現所引原書佚文，為今本所無，便知今本靠不住。

　　在梁啟超看來，這些檢查書籍真偽的方法，雖然不完備，但重要的辨偽方法都在這里，可方便有心人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除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氏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談到史料鑒別時也曾提出辨別偽書的“十二條公例”，可參考。需要說明的是，所探討的對象雖然是古書，但其辨偽方法，用以辨別時下出版的書，仍然能發揮作用。

　　梁啟超人物介紹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茶坑村）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后從師于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后先后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并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后，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后，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

　　梁啟超政治主張

　　改良思想

　　梁啟超一生致力于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后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并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并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后保皇”。

　　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后，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干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后，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后，這種多變的特征，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于技窮。

　　復歸傳統

　　民國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個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個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沖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回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于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于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于一時，公債將纖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后代的負擔，但也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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