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稱敘事法的妙用論文
第一人稱敘事法的妙用論文
關鍵詞：拉德納《理發》第一人稱敘事法“問題式”文本分析
摘要：“問題式”文本分析法旨在將分析主體的人生體驗、藝術體驗和理論體驗融為一爐，追求將理論方法轉化為適合文本特性、適合自己的理論話語以及文本分析的可操作性。文章以“問題式”文本分析法對美國作家拉德納的《理發》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為，《理發》的成功在于其對第一人稱敘事法的妙用。
所謂“問題式”的文本分析，是與那種“理論式”“體驗式”的文本分析相對而言的文本分析方法。“理論式”的文本分析，其不足在于從理論出發，將文學文本看做驗證理論有效性的材料，從而破壞了文本的有機統一性和藝術感受的完整性；“體驗式”的文本分析，雖然沒有破壞藝術感受的完整性，但因其沒有自覺的方法論意識，缺乏示范性和可操作性，而顯得不易掌握。
“問題式”的文本分析，是指與分析主體的人生體驗、藝術體驗和理論體驗融為一體的文本分析方法。它旨在強調將具體的理論方法與分析主體的個人體驗相結合，強調文本分析過程中要形成主體自己的理論話語，強調文本分析由文學感受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強調將任何一種理論方法轉化為切合文本特性的幾個有針對性的問題即強調文本分析的可操作性。
林·拉德納（RingLardnar，1885-1933）的《理發》是一篇非常獨特的短篇小說。敘述者是美國小鎮上的一個理發師，小說通篇都是由他一個人講述的，講述給一個聽故事的人——理發師的主顧“你”，一個新到小鎮的男人。理發師所講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小鎮上一個叫吉姆的男子，這個吉姆愛惡作劇，比如，他“在旅行的時候經常玩弄他的一個拿手把戲”，把他從車窗外瞧見的什么店鋪的名字記住，等他到了目的地，就會寫一張明信片，寄給店鋪的主人，無中生有地給人家的家人捏造些是非，然后署名“一個朋友”，并以此為樂。吉姆想占有朱莉·格雷格，而后者喜歡斯太爾醫生，討厭吉姆，并極力躲避他。為此，吉姆就模仿斯太爾醫生的聲音來捉弄朱莉。小鎮上有一個叫保爾·迪克遜的弱智孩子，斯太爾醫生一直幫助這個可憐的孩子，而吉姆卻找一切可能的機會捉弄他。后來在吉姆捉弄保爾·迪克遜時，被后者意外開槍走火打死。理發師在講述中，用一種不無遺憾的口吻說：“吉姆挺有趣”，小鎮“不是紐約市，也不是芝加哥，可是日子過得挺樂和。不過，自從吉姆·肯德爾給打死之后，也不像往常那么歡騰了。他活著的時候……經常弄得鎮上樂呵呵的。……在全美國這樣大小的鎮上，數咱們這兒的樂子最多。”①整篇小說都是用理發師的口吻在講，完全是口語化的，最后以詢問前來理發的主顧“上油還是干梳”一句作結。
下面，我們以拉德納的《理發》為分析對象，來檢視“問題式”文本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一、《理發》為什么不用第三人稱？
拉德納之所以不用第三人稱敘述，而使用理發師“我”作為敘述者，首先是為了使小說不那么干巴巴，不那么單調無味；其次，使用理發師“我”作為敘述者，可以我們對那個美國小鎮有所了解，對店鋪里的那些食客的無聊和粗野有所了解。毫無疑問，造成一種真實感和敘述的方便，是作者首先要考慮的。
但是，問題并非這么簡單。
拉德納使用理發師“我”作為敘述者，絕不僅僅是為了賣弄他的技巧，不僅僅是為了使敘述表層變得復雜化，而是還有別的明顯的用意。這一點，只要我們知道“理發師是何許人”，或者說“他對自己講的故事抱著怎樣的態度”，就一目了然了。
小說第二、四自然段中，理發師“我”告訴顧客說，“經常在星期六，這兒可熱鬧啦。星期六的一到四點過后，我這個地方總是擠滿了人，吉姆跟霍德在晚飯之后六點左右就露面了”②。而且，理發師“我”每每敘述完吉姆的一次惡作劇（這些惡作劇或針對他人，或針對吉姆的妻兒，甚至是針對理發師本人）之后，都要發出由衷的贊嘆。我們看到，理發師感到小鎮生活由于沒有了那個怪人而變得很無味了。理發師本人是不無同意地參與了那些粗野的惡作劇的，所以他和那個怪人可算是一丘之貉。這里，我們對簡單的基本情節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吉姆之所以愛惡作劇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也知道那伙合謀作惡者的聯系是多么的廣泛了。
拉德納使用理發師“我”作為敘述者的用意，不僅在內容方面讓我們充分了解作惡者的背景，而且“在表述方面”還有更深的用意。試想，敘述者理發師如果告訴我們的僅僅是些和他同類人的事情，而這些人呢，也就是和那個怪人合謀干壞事的心照不宣的同謀，而敘述者本人又認為這些人也理應受到指責。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自己馬上就得和敘述者抱同樣的態度了。敘述者的態度和我們的態度就會毫無抵觸了。但是，從我們實際的閱讀體驗來看，我們的態度和敘述者的態度往往是有抵觸的，因為我們老是不想和他同流合污，老是想在善良與邪惡之間做出我們自己的選擇。仔細閱讀小說，我們發現，敘述者表現的既不是隱含作者的觀點，也不是我們的觀點。布魯克斯和沃倫，把拉德納“在表述方面”的這種手法稱之為“一種倒轉的、含有諷刺意味的手法”③。正是借助于這種手法，作者提醒我們，對小說里什么東西是加以肯定的應抱更大的警惕性，甚至刺激我們，使我們警覺到自己不能和理發師那樣顯得又殘忍又愚鈍。
布魯克斯和沃倫也指出，這篇小說如果采取第三人稱的平鋪直敘的方法，或者讓敘述者在講故事時采取與我們完全一樣的態度的話，我們會把那個怪人僅僅認作為一個牲畜，一只蟲豸，而他所作所為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但由于這樣做過于簡單，我們便會忽略整篇小說的內容。而采取現在這樣的方法，就迫使我們或多或少地對理發師制造的麻煩加以注意，而當我們這樣做時，也就不知不覺地被更深入地引進了小說。
二、《理發》作者如何處理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矛盾？
“隱含作者”是布斯在其《小說修辭學》中提出的概念。借此，布斯提醒我們，作者與“隱含作者”的復雜關系：既不能無視二者的聯系，也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
如上所述，《理發》中，敘述者表現的既不是隱含作者的觀點，也不是我們的觀點。而且，隱含作者的態度與敘述者的觀點，不僅拉開了距離，而且后者往往成為前者諷刺的對象。那么，敘述者理發師“我”的敘述，到底可靠不可靠？ 恰恰在這里，作者面臨著一種兩難處境：如果讓敘述者的話全都不可靠的話，小說便成了一篇徹底的胡說八道，我們就沒有閱讀的必要了；但若讓敘述者講的全都可靠，作者那種“倒轉的、含有諷刺意味的手法”也就失去其特有的效果了。拉德納為了解決這兩難處境，使敘述者介于可靠與不可靠之間，于是，“我們發現，在理發師所講的故事中，就故事里的基本事件而言，是傾向于可靠的，如吉姆如何貧嘴如何惡作劇以及最后如何被傻子打死等。而不可靠的地方大多出在理發師對事件的理解和認識方面。”④
讀過《理發》的讀者一定會有一種感覺，敘述者理發師所代表的那個世界的聲音無比強大，而隱含作者的態度則太隱蔽了，稍不留神，我們就會被理發師所代表的那個世界“席卷而去”。為了強化隱含作者的態度，拉德納在故事中有意識地加入了另外一種聲音，即一種更接近隱含作者的聲音，那就是斯太爾醫生的聲音。斯太爾醫生來自這個美國小鎮之外的世界，他有知識，富于同情心，樂于幫助（而不是像吉姆那樣去損害）弱者。但接下來作者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如何讓那個與醫生有著不同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的敘述者理發師“我”，既不至于歪曲醫生和隱含作者對吉姆的態度，又使得其敘述行為與前后語境相一致呢？拉德納又非常巧妙而又藝術地找到了解決辦法，即通過敘述者理發師“我”之口把醫生的話語直接引進到小說之中。像“他自個兒說，他認為……”這樣的轉述方式，在小說文本中出現了八次，這就既保障了整篇小說敘述的邏輯統一性，又把這個不同于小鎮上蕓蕓眾生的聲音、與隱含作者相近的態度準確地傳達出來了。
三、《理發》中“你”的用意何在？
小說的題目叫“理發”，“理發”這一行為，既與理發師有關，又與理發的主顧——“你”有關。為此，這篇小說，就很自然地將那個剛到這個小鎮不久的“你”引入了小說。可以說，“你”的引入，是這篇小說的特色之一。
那么，拉德納引入這個“你”的意義何在呢？從表面上看，這個前來理發的“你”自始至終一言不發，好似沒有什么特殊作用。
其實不然。在小說文本中，那個坐在理發椅上的主顧“你”，雖然一言不發，好像只是一個老老實實的聽眾而已。他既沒有表示出對那個喜歡惡作劇怪物——吉姆的態度，也沒有對理發師的講述做出什么評價。但正是在其一言不發中，他與敘述者理發師“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對話關系。顯然，這個“你”因為沒有對吉姆和理發師進行質疑和不滿，僅僅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聽眾，反而在無形中鼓勵了那個喋喋不休的理發師的津津樂道。毫無疑問，這個新來到小鎮的“你”，也是個與理發師一丘之貉之徒，沒有同情心，沒有是非觀念，他也許很快會加入到那伙合謀作惡者的行列，成為小鎮上蕓蕓眾生中的一分子。
也正是這個“你”，才使得我們每一個讀故事的人，仿佛按照小說提供的想象，“來到那個小鎮”，“坐在那張椅子上”，進入了那個饒舌的理發師所講述的故事之中。原來這個“你”，就是我們每一個讀故事的人。
讀完小說，捫心自問，我們這些讀者（不管屬于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文化層次）不就是那個“你”嗎？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不都有“缺乏同情心、不辨是非、喜歡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那一面嗎？而這，不就是我們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嗎？
由于被“你”這一第二人稱所泛化，不僅引發了我們每一個讀者身臨其境的想象，也促使著我們對自己身上同樣存在的劣根性進行反思和帶來警覺。從而，使我們每一個讀者，把文學閱讀與人生體驗緊密結合起來，并在自我反思和批判中，走向人性的成熟和完善。這，也許是拉德納的深刻用意。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理發》的成功正在于其對第一人稱敘事法的妙用。
“問題式”的文本分析，沒有統一的方法。其具體操作有賴于文學文本的特性。不同的文學文本，因其藝術特性不同，固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和分析策略。
文學文本尤其是經典的文學文本，畢竟是一種有著很強技術性和人文性的語言文化實體。因而，文本分析必須有分析主體人生體驗、藝術體驗和理論體驗的積極參與，必須將種種理論方法轉化為自己的理論話語（而不是對某些新方法的簡單套用，使文學文本成為論者理論方法有效性的材料）。“問題式”的文本分析方法，會使得文本分析的過程，既是體驗性的，又貫穿了一定的方法，從而頗具可操作性。
如何走向“問題式”的文本分析呢？新批評理論家布魯克斯和沃倫、中國學者孫紹振和藏策等的批評實踐，諸如還原法、比較法，分析矛盾和差異等等，都給我們提供了不少啟發。
“問題式”文本分析方法，仍處于一種未完成狀態，還需要我們不斷探索。
①②③［美］布魯克斯、沃倫：《小說鑒賞版》（第3版），馮亦代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5頁，第205頁，第215頁。
④藏策：《超隱喻與話語流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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