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爭論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爭論
試圖用人為的計算、模擬和策略性選擇來代替市場，無法解決市場經濟中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的有效甄別淘汰問題。
20世紀30年代經濟理論界發生的東西方之爭，因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而宣告結束。計劃經濟以失敗的試驗和實踐證偽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理論爭鳴。市場和計算之爭，宣告了計算是理性的一個工具，但是計算不能代替市場。80 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國市場經濟深刻改革、轉型和發展的又一關鍵時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再起爭鳴，這一次是大數據與市場的爭鳴，即大數據能否代替市場，實現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的另一表現，則是關于政府能否制定和主導有效的產業政策之爭。這個領域是計算與市場之爭的一個變種，主旨是政府以策略性政策選擇來代替市場。
東西方之爭：人為計算與市場經濟核算
20 世紀 20 年代，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前蘇聯建立了。彼時許多西方思想家和前蘇聯學者，本著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相信社會主義或中央計劃經濟會必然取代市場經濟。列寧通過“新經濟”政策，很快實現了前蘇聯的國民經濟恢復和新的經濟景氣。而持續不斷的經濟危機以及由其引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市場經濟在整個西方的信念。這一東西方比較，引發了人們思考人類經濟出路的爭鳴。
20 世紀 30 年代左右發生的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與以蘭格為代表的計劃經濟的東西方之爭，正是從激勵和信息以及博弈與公地悲劇角度，揭示了人為計算是無法代替甚至也無法模擬市場經濟核算的。
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經濟體制中，合理經濟計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用貨幣計量單位所表現的價格構成了這種計算的必要條件。計劃經濟不存在價格，因此無法確定某一種產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確定生產它的過程中勞動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費。由于中央計劃者沒有市場經濟調整的價格信號，也就沒有能憑以做計劃的經濟計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種在“黑暗中摸索的”試錯辦法。由此，米塞斯從經濟合理核算角度，宣布了計劃經濟的不可實現。
蘭格回應了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可行性的質疑，提出了競爭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即“蘭格模式”。蘭格認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中央計劃局可以通過試錯法來模擬市場機制，來實現逼近市場經濟中的一般均衡價格和生產資料的配置價格，實現供求平衡和資源合理配置。
哈耶克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了與蘭格商榷的三點意見，一是中央計劃者的信息搜集和處理困難；二是中央計劃經濟中的激勵問題；三是價格機制的真正作用不是蘭格所迷戀的靜態均衡。哈耶克指出，價格制度的真正功能，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機制。中央計劃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資源所需的價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過市場過程本身才可以獲得，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央計劃經濟的不可行。
大數據與市場：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再起爭鳴
馬云日前表示，隨著數據時代的到來，未來三十年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這一觀點引發了吳敬璉、錢穎一、張維迎等經濟學家的一番回應，一場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爭鳴再度燃起。
錢穎一指出，如果計劃經濟的問題僅僅是信息收集和計算，那么隨著計算機的進步，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計劃經濟似乎又有希望了。然而，只要人的決策仍然起決定性作用，人的激勵問題就是不能被忽視的。
吳敬璉指出，馬云的判斷不對，早在20世紀初期，就有學者第一次論證了計劃經濟可以跟市場經濟一樣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個前提，信息必須是充分的。但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經濟活動中，信息是分散產生的，不可能把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重要的制定經濟計劃的機關。
張維迎指出，有人認為大數據的出現可能會使計劃經濟重新變得可行，這完全是錯誤的。市場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資源，而是用新技術、新產品、新組織形式來改變資源的可用程度，甚至獲得全新的資源。這種創新不是大數據能提供的。
馬云的基于大數據理念和實踐提出計劃經濟可能的基礎是，“因為數據的獲取，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數據是市場中經濟人相互博弈和決策沖突合作之后留下的資源配置的痕跡，也許可能通過數據去發現經濟人的動機機制和下一步選擇傾向，但是，對于利益和決策相互沖突的經濟人的市場合作結果，是很難把握的。即使可以靜態地把捉住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動態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運行和行動則完全不同于靜態把捉到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企圖借助大數據，基于靜態的市場經濟分析，來發現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以為把捉到了真實動態的市場經濟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從而就以為可以運用計劃來實現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替代，這完全是荒誕無稽的。
馬云在可以摸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基礎上，進一步表達了，“由于大數據，讓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這里的問題是大數據讓誰對什么的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如果是讓中央計劃局對價格的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那么，這里顯然犯了邏輯合成謬誤的陷阱。因為數據都是個體企業或行業的，一旦由此合成市場經濟整個的邏輯，那就成為一個謬誤。另一方面，基于大數據，企業對產品和產業的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這一點，短期可能能夠預判和計劃，但是不確定性和創新最終埋葬了這些預判和計劃的企業的生命。
一種可能，基于大數據可以實現計劃和預判經濟，那就是通過大數據來操縱和誤導社會民眾的選擇，甚至通過大數據控制人們的信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不再是市場經濟，而是哈耶克筆下的《通往奴役之路》。
因此，所謂大數據可以摸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從而可以代之以計劃和預判的計劃經濟觀點，不僅不支持計劃經濟，反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越來越成為大數據的基礎，市場經濟越來越不可或缺。市場經濟的根本是創新和企業家發現，是不確定性和資源改變，是信息和激勵的解決。
產業政策之爭：有為政府與市場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的另一個表現，就是產業政策之爭，或者說有為政府與市場之爭。
林毅夫的主張是，許多國家的產業政策失敗，但是尚未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和保持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之所以需要產業政策，是因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既要有企業家的個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幫助企業家解決企業家自身難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應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
林毅夫認為，發展的關鍵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根本途徑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兩者都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市場”解決比較優勢和配置效率，“有為政府”是通過在制度、法律、基礎設施等領域來支持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發展。
張維迎則指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注定失敗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由于激勵機制的扭曲。關于人類認知能力有限，張維迎認為，所有重要的創新、新企業的成功、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所謂的產業政策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關于激勵機制扭曲，張維迎指出，產業政策會導致政府官員和個別企業家合謀，變相授予特權和不公平競爭。由此，產業政策只能阻礙創新，而不可能激勵創新。
黃益平提出產業政策的必要性，主要在于通過克服“市場失靈”，幫助化解新興產業發展的瓶頸。為此，黃益平指出實現有效的產業政策的條件，一是順應市場，二是不限制競爭，三是謹慎干預，四是要有退出機制，五是做事后評估。
從林毅夫、張維迎和黃益平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界定與技術和基礎設施等混為一談，導致邏輯混亂。林毅夫基于資源有限，提出政府通過策略性使用有限資源，優先幫助對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這里存在著張維迎所說的人類認知能力限制的問題，無法甄別哪個是未來有最大貢獻的產業，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張維迎指出的激勵扭曲的問題，策略性選擇最后變為權力尋租和利益同盟的特權手段。這兩方面的問題也適用于黃益平的謹慎干預、退出機制和事后評估。至于黃益平的順應市場和不限制競爭兩個準則，既然市場自身就解決了，又何必政府去順應和不限制競爭呢？張維迎從人類認知能力限制和激勵扭曲指出產業政策必定失敗，也揭示了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不確定性是經濟中的根本問題，市場通過企業家和創新解決了不確定性，實現了資源配置，更重要的是資源改變和新資源發現。
筆者認為，產業政策爭論的核心，就是政府官員能否代替市場，解決信息和激勵問題。這里制定產業政策的政府官員，面臨和蘭格模式的中央計劃局的官員同樣的問題，即信息和激勵，發現企業家和創新，以及更重要的是動態真實經濟有效運轉。由此，我們可以說，產業政策之爭，以及由此而來的有為政府和市場之爭，不過是變相或局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再爭鳴。
結論
市場經濟的根本，是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協調和傳遞經濟中遍存的局部信息和偏好差異，通過利益沖突又有合作的經濟人的決策，來不斷發現真正的企業家，通過創新，不斷改變資源配置和發現全新資源，實現經濟的持續繁榮，實現社會公眾的自由幸福追求和社會進步。
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和不確定性，信息與激勵，創新與全新資源發現，真正創新企業家的產生和證偽，市場對此的有效配置和解決，是任何一個人為的設想或空想努力都難以企及和代替的。
計劃經濟的主張者，試圖通過計算或大數據獲取，或通過政府官員的策略性政策選擇，通過模擬市場，或摸著、或選擇性代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都無法克服信息和激勵以及創新和企業家發現的問題，最根本的是無法克服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和不確定性。試圖用人為的計算、模擬和策略性選擇來代替市場，無法解決市場經濟中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的有效甄別淘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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