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一五計劃對中國的影響知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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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由于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到1925年蘇聯的經濟基本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蘇聯現代工業還比較落后，鋼鐵、電力生產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汽車、飛機制造、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制造（發電站成套設備、自動生產線設備）等等最新的大工業幾乎一片空白。到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全國只有不到三萬輛拖拉機，99%的耕種要靠畜力和人力來完成。如果蘇聯在此時遇到帝國主義集團的侵略，蘇聯當時的工業水平和生產能力是不能保衛蘇維埃政權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西方各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各主要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總值都達到或超過一戰前水平。尤其是美國經濟空前繁榮，一些歐美經濟學家稱資本主義已消滅了貧困，空前的繁榮讓他們充滿信心，并繼續封鎖蘇聯經濟。蘇聯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紅色孤島。更加嚴重的問題是：蘇聯缺乏工程技術人員和科研人員，勞動者的素質也不高。到1927年，蘇聯還有50%的文盲。國防力量還較為薄弱。紅軍的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和軍事指揮能力、各兵種協同能力不足以保衛社會主義蘇聯。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敏銳的意識到：不搞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蘇聯的國民經濟就上不去，特別是如果重工業和國防工業落后的話，蘇聯就必然被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打敗。
蘇聯一五計劃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恢復國內經濟后，于1928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農業、科技、國防以及文化教育事業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計劃”提前完成，獲得巨大成功，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實現了把“蘇聯由一個任資本主義國家擺布的軟弱的農業國家，變為不受世界資本主義擺布而完全獨立的強盛的工業國家”的目標。蘇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創造的計劃經濟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礎上，國家運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有計劃的生產，是與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截然不同的一種經濟模式，而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即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危機）。因此，蘇聯“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內憂外患的中國。當時，國內的主要報刊對蘇聯“一五計劃”進行了及時詳細的報道，對蘇聯人民的勤勞表示了高度的贊揚，對蘇聯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羨慕不已。而反觀國內則是政治混亂，戰爭頻仍，經濟殘破，民生凋敝，中蘇兩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于是，素以追求獨立富強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禁不住發出了學習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的呼聲。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思想界興起了一股關注和討論蘇聯的熱潮，即所謂的“蘇聯熱”。知識界介紹和評論蘇聯的目的，是希望中國向蘇聯學習，從而像蘇聯那樣 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查閱中國期刊網，不僅沒有這方面的專論發表，就是涉及相關內容的文章也不多見。有鑒于此，本文擬以《大公報》、《國聞周報》、《東方雜志》、《獨立評論》等報刊為依據，就蘇聯“一五計劃”對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早在蘇聯“一五計劃”開始之際，中國知識界便對它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不僅大量翻譯歐美報刊對“一五計劃”的報道，而且撰寫了許多有關“一五計劃”的評論。首先人們認為蘇聯“一五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次偉大試驗。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之下，如何建設經濟，沒有先例可循，只能獨自開創，別無他途。因此，“蘇俄的五年計劃上的新經濟生活，不單是該國的一大經濟的試驗，實在是人類全體的經濟生活之一大社會主義的試驗。”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8卷第7號轉載了美國人奧斯丁的一篇文章，其中論述到“五年計劃的確是一個很偉大的計劃，這個計劃里包含著很多的事業，他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使一個純粹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4]。堅冰在同一期《東方雜志》上發表的《英美人眼中之蘇俄五年計劃》一文，則從與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對比的視角肯定了這次試驗，“舉世正鬧失業問題，蘇俄今竟免此。登記之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最大的數目達一百七十四萬人，今已減至三十萬，現又使此輩報名受工業訓練。”“蘇俄經濟狀況尚有一特像，即舉世方苦市場充斥，貨物滯銷，而彼則無銷售問題。其所若非生產過剩乃生產不足。”他并對“一五計劃”的創新之處進行了總結：①經濟理論之大規模試驗。“資本主義雖常受人批評，然常以為資本主義雖有過當，如不由利益動機而欲以名計劃改革實業制度，則事功未建之前，人類能力已先摧毀，常以此自辯。蘇俄今正作此企圖。”②蘇聯作為世界大國，試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命令建設完備工業制度。③蘇聯人民為實現“一五計劃”，“振起全民精神，若對付戰爭然，犧牲目前利益，以戰勝貧窮、愚昧及混亂”。蘇聯的“一五計劃”的實施在經濟理論、建設方式、人民動員三方面都算得上一次偉大的試驗。
在“一五計劃”的實施過程中，人們熱切地期望它能成功，并對“一五計劃”的實現充滿了信心。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華的步伐逐漸加快，中華民族面臨著
空前危機，為了抵御日本侵略，國人要求政府停止內戰，加快經濟建設，增強國防，做好戰爭準備。于是，圍繞經濟建設問題中國知識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由于政治立場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討論中提出的方案也各式各樣。知識界對經濟問題的關注自然要引起對蘇聯“一五計劃”的關注。同時，由于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沉重打擊了資本主義各國，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國經濟建設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覆轍呢這是知識分子們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人們普遍希望蘇聯“一五計劃”能夠成功，好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有益的經驗。在當時的西方世界流行有這樣一種論 調：即認為“五年計劃是烏托邦的理想，蘇俄政府已走上經濟失敗之途”。但與這種論調相反，中國的知識界則認為蘇聯“一五計劃”能夠成功，至少也會有部分的成功。駿聲在《一個美國人對蘇俄近況的略述》一文中寫道：“就是那些沒有能仔細觀察他的真像的人們，也很容易得著一個結論，就是無論五年計劃能否完全成功，但終有一部分的成功。依照蘇俄政府的野心計劃，俄國可以在五年之中，由中世紀一躍而至二十世紀，但是無論如何，至少可以有一部分的進展。”
堅冰在《英美人眼中之蘇俄五年計劃》表示出了同樣的看法，“蘇俄如能集其財力人力以施行其計劃，即不能于四年內成功，而 成于六年或十年，社會主義已算有所建樹矣。”[7]曾到蘇聯進行過實地考察的《大公報》記者曹谷冰也認為“一五計劃”的成功是無疑問的，“據我個人觀察所得，如果今后兩三年中，沒有意外的阻礙發生，俄國重工業建設的成功，是沒有疑問的，不但可以成功，而且平均計算起來，還會超過五年計劃里面所預期的成績。輕工業建設呢自然沒有如期完成的希望，或者竟會和預期的成績相差十分之二三，也不可知。不過我們眼看俄國的基本工業不待五年便要成功，在俄國的美德各國工程專家也說 到了一九三三年，俄國重工業一定可以超過預期之目的，所以我不愿意因為俄國輕工業建設的不能如期完成，便說五年計劃沒有成功的可能。
人們不僅相信蘇聯“一五計劃”能夠成功，而且對“一五計劃”能夠成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剝削與壓迫，消除了貧富懸殊，人們在生產與分配上是平等的，這就充分調動了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激發了他們的建設熱情。同時計劃經濟體制能夠短時期內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優先發展急需事業，這對蘇聯迅速擺脫落后面貌有著巨大的進步作用。杜若所譯的《蘇聯的 科學與政治》一文認為，蘇聯“一五計劃”能夠成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無產階級以主人翁精神投入經濟建設。“蘇聯的無產階級，因為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的地位，他們遂如是的施展他們的精力，如是的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忠誠，并如是迅速地發展他們政治工程文化的意義”。二是蘇聯的“一五計劃”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不問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情形，不問是自然環境的還是社會環境的情形，不問是工程方面的還是經濟方面的情形”，蘇聯的“一五計劃”都有著充分科學合理性。因此，他認為“蘇俄將借用有計劃性質的經濟，有日漸擴大范圍的科學研究，科學與物質的逐漸 聯合的生產方法，群眾大量施展他們貯藏的精力。用這一切力量，以進行她的工作，不久以后，在世界歷史上將有新的一頁”。除以上這些原因之外，蘇聯官員的廉潔勤政也是“一五計劃”能夠成功的有力保障：“俄國的領袖能夠和民眾共同享有他們一切所有的，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一切的財產，利潤，收入；一切的文化，音樂，藝術；一切的閑暇，娛樂與游戲——他們一切所有的，或者只除了權利以外，都與人共享的，他們并不要求特殊的權利，卻反使他們自己擔負非常的犧牲工作；他們并不請求特別的寬恕，卻要得到黨員中最重要的處罰。”蘇聯領袖和黨員的這種為民眾自我犧牲奮斗的精神，必然會激發起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熱愛，從而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一五計劃”的建設。這與國內官吏們的爭權奪利、道德淪喪、魚肉百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32年，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候，蘇聯的“一五計劃”卻取得了巨大成功，提前一年完成。這震驚了整個世界，也轟動了中國，志遠在《東方雜志》第30卷第1號《蘇俄第二屆五年計劃之鳥瞰》中以一種驚訝而又欣喜的語氣寫道：“第一屆五年計劃在四年中完成的理想，現在居然實現了。接著就是進一步的實行第二屆五年計劃”。蘇聯“一五計劃”的中心任務是將蘇俄由農業工業國變為工業農業國，其中重工業是工業的中心。“一九三二年度底工業總生產量達37， 500， 000， 000盧布；工業底新投資達12， 000， 000， 000盧布；重工業中作用最大的機器制造業，四年來新投資增加到十倍之多，而機器底總產額在同一時期中增加了三倍半。許多極重要的工業部門，在三年中就完成了五年的計劃”。蘇聯重工業品已基本滿足全國的需要，大大減輕了對外國的依賴。在農業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如果用簡單質樸的言語來形容，那就是蘇聯農業已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改造過，從前小規模的技術落后的舊農業，一變而為大規模的技術進步的新農業了。”在社會生活方面，“蘇聯的工農群眾，沒有頹廢、失望和墮落的情緒，他們都是活波的、勇敢的、堅決的、耐勞的，團結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孜孜吃吃，以建設新社會為前提，向著他們所祈望的目標熱烈地從事建設。”
當然，中國知識界在贊揚蘇聯“一五計劃”、肯定其成就的同時，也對其暴露的弊端提出了善意批評，而批評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農業集體化上。1929年，為了滿足工業建設對原料的需求，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蘇聯開始了農業集體化運動。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封鎖的環境下，蘇聯要想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迅速地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需要農業為工業建設提供資本積累，因此農業集體化對“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起的作用巨大。但是蘇聯在推行集體化運動的過程中，違背了自愿的原則，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威逼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并對富農實行消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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