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師的教學反思
青年教師的教學反思
仿魯迅先生《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是“莫急于提倡、莫極力主張”之意。
去年,一位朋友,參加教育部語文骨干教師培訓班,其間,來我家做客,聊起語文教育,說他們當地教委官員,讓他回去后,給全縣青年語文教師做個報告。我問講什么題目,他說,就講青年語文教師的“個性”。我沉思半天,建議還是不講此題,若講,當慎重些為好——尤其在大庭廣眾,面對眾多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沒多久的青年語文老師時。
其一,相對其他學科教學,語文教學更復雜一些,更難把握。正是這種復雜,使得“出落”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比“出落”一個合格的數理化教師更難。大家想想,師范大學相應專業畢業一個大學生,走進中學,成長為一個大體合格的中學數學教師、物理教師、化學教師,快的三年(一輪)就夠了,就成了;而不少青年朋友教了五年語文,還徘徊在語文教學殿堂之外,仍不能“入其道”。何為大體合格?這是個模糊概念,一般來說,就是,上課,學生喜歡,考試,成績不錯,教師能獨當其任,校長因此也喜歡。到底要歷經多長時間,每人具體情況各有不同,領悟能力各有參差,我說不準,也不好說。據我個人觀察,整體來說,修煉成大體合格的語文教師,要比修煉成大體合格的數理化及其他學科的教師,耗費時間長。
據我個人非常不成熟的意見,一個青年教師,尤其剛剛走上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崗位的大學生,還是先求共性為好,緩提“個性”。青年朋友宜先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多看,多思,多仿。先看看前輩先賢是如何上課的,仔仔細細地琢磨體會他們的教學思想,認認真真琢磨他們上課的一招一式,甚至在自己的課堂上一絲不茍地模仿。待個三年五載,自己對先賢前輩的思想經驗已基本領會,對語文教學已經大體入門,再追求自己的“個性”,為時不晚。
一般來說,“共性”就是多數他人、前人所追求的、所做的,“個性”就是你自身所追求的、所做的。對于一個以“個性”為事業的最終目標的人,在事業的起點上,是求共性,還是求“個性”呢?自不待言。只有建立在對共性了然于胸的基礎上的“個性”,才會根深葉茂,才會煥發盎然生機。
目前語文學界情況是,有青年朋友,受學界浮躁學術氣氛和世間急功近利風氣影響,剛走上語文教學崗位,就把追求教學“個性”當做旗幟,在還沒有基本了然“語文教學自身是什么”“語文教學歷史上曾有過什么”的情況下,就專欲謀新,執意求異,一味獵奇。此勇氣可嘉,此精神可敬,而此做法欠妥。多少帶有一種魯莽,一種虛無。如此追求”個性”,最終結果,可能是,苦心孤詣創新,辛辛苦苦復歸——回到前人原點。舉例說,葉圣陶先生可謂陳矣,他的語文教學理論可謂舊矣,而概覽當今教壇,實事求是說,有多少以“個性”為標榜的探索、經驗、模式,是從整體上沖破了葉先生理念的?是跳出了葉先生掌心的?幾千年的傳統中國語文教學,可謂古矣,可謂老矣,但五四至今百年各種新的、洋的語文教學方法、實驗,百花齊放,有多少不是由于背叛傳統而最終成為曇花、成為前鑒與覆轍的?錢夢龍先生20多年前就風行教壇的上課方式可謂過時矣,今天想來,無非是誘誘逗逗、問問答答,一點不時髦了,(至今我仍記得20多年前讀錢先生上課實錄《愚公移山》時所受的感染)可今天有誰的以”個性”為標榜的上課方式,敢于超越并能夠超越這種誘逗、問答呢?(當然我并非說誘逗、問答的上課方式是錢先生獨創,而是說誘逗、問答在錢先生那里已然爐火純青,已然成了他“導讀”理念的重要部分。)
“個性”當然要講,且要大講,不過是對那些已大體合格的教師、非常優秀的教師而言。
其二,在教育教學中,“個性”是一個第二層次的附屬概念,教育教學的第一層次、核心概念應是“學生所需”。學生所需與教師之“個性”,二者在教學中難免沖突。任何時候,“學生所需”都比教師的“個性”更重要。若教師“個性”凌駕于學生所需之上,沖擊了學生所需,這“個性”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三,今日倡言“個性”不合時宜。環顧全國,如今教育現狀已然是:教師已經日益“科員(officer)化”,學校已經“工廠化”“軍營化”,教學流程已經全面“操作化”“工業化”甚至“流水線化”。不信,看看教材,已細密得不透水不漏風,已經沒有“個性”的“插足”“立錐”之地,看看“教參”、練習、試卷甚至教案,已經“分工協作”“批量生產”,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我對此痛心疾首甚至深惡痛絕,我相信恐怕許多人都跟我一樣。但,我要說,這已然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趨勢,已經是一個不可能阻遏住的“必然過程”。在此種“必然”的教育現狀下,由幾十萬人組成的中國中小學語文教師隊伍,已然變成(蛻變,亦或正常?)一支浩浩蕩蕩、整整齊齊的“科員(officer)隊伍”?與其說他們是知識分子,不如說他們是熟練的操作工人、操作員工(officer)更為恰當。因此,他們崇尚操作、崇尚簡單、崇尚容易、崇尚“拿來就用、用完即棄”的“現成產品”“公共產品”(如現成的大批量的教案、作業、試卷等等),他們不渴望自我創作、不渴望激情,甚至不愿付出感情、愛心。我并無指責、貶斥之意,我只是說,這是一個讓人黯然神傷的現實,卻是一段無可奈何的“必然”歷史!在這種現實狀況下,在這個歷史關口,對這支幾十萬人組成的浩浩蕩蕩的隊伍,講談什么“個性”,確實有點不合時宜、不合“史”宜!
再從管理者角度說。一個已然“工廠化”“軍營化”的學校,其校長,可以容忍一個兩個甚至三個五個有突出“個性”的老師,但是斷然不能容忍十個八個甚至全校整個教師隊伍個個都有自我的“個性”。如果那樣,他統領學校、駕馭教師的難度,將高出何止百倍!盡管,許多校長也倡言“每個教師要有個性”,但你寧愿相信那不過是一種“姿態”!若有老師“不識時務”“不識大體”“不會聽話”,專心一意于自我“個性”,那可真要小心你的生存環境喲!如果有誰仍不認同我的觀點,那么,請你對比一下“今日北大”與“過去北大”吧。在任何時候,大學都比中小學有更大的自由度、寬容度。也就是說,大學比中小學,在任何時候,都更提倡、更容忍有“有個性”的教師。過去北大,像辜鴻銘那樣有個性、特立獨行的教授,濟濟一園!而今日北大,特立獨行的教授,還有幾個?今日北大這樣的高等學校,都不能容忍教師“個性”,你中小學還能怎樣?
“個性”過去曾有,讓人懷想;“個性”未來會有,讓人向往。而“個性”,目下沒有,這是“必然”。
我深感,教師個性,之于教育非常重要,之于語文教學、教師,更其重要。眾兄已論述得非常圓滿。我非故意“反彈琵琶”,而是吐出胸中久郁之“塊壘”。
我想說的,無非是,倡“教師個性”“教育教學個性”,實在需要太多太多的“現實前提”和“歷史前提”!若斷然掐斷這諸多“前提”,籠而統之談什么“個性”,甚至眾口一致喧嘩,那本身就是一種浮泛。掐斷“前提”屬“四舍”,張揚“個性”是“五入”,結果當然是——歷史與時代的“不準確”。如此之言,乞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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